后苏联时代俄罗斯镍厂现代化:经济、环境与政治的交织
政治压力与经济诱因
挪威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就开始推动解决佩琴加镍业的硫排放问题,但苏联当局并未遵循“污染者付费原则”,工业排放问题依旧未得到解决。单纯的政治压力不足以推动问题的解决,于是西方资金对镍业现代化的投入问题被提上日程,这一想法最初由苏联方面提出。罗伯特·G·达斯特在其著作中指出,国家对境外环境问题的直接资金干预(即“环境补贴”)可能会使国际环境努力偏离保护自然的初衷。在跨国污染问题中,受污染方往往需依靠自身资源说服污染方,直接的经济激励成为一种可能的解决方式。
在苏联与芬兰、挪威的环境合作中,经济动机不仅存在于苏联一方,西方伙伴也有商业考量。芬兰与苏联自 1967 年至 1991 年存在的芬苏政府间经济合作委员会,成为苏联有色金属冶金部门潜在现代化项目的框架。20 世纪 80 年代,科拉半岛镍业需要升级,芬兰企业借此机会为苏联客户提供服务,旨在获取长期合同。戈尔巴乔夫 1987 年在摩尔曼斯克演讲后,苏联和芬兰高层多次讨论科拉半岛镍厂的现代化问题,1988 年成立了芬苏工作组,芬兰冶金公司奥托昆普也参与到镍厂的全面改造谈判中。
苏联与挪威在苏联 - 挪威环境委员会的框架下也展开了镍厂现代化的讨论。1988 年 8 月委员会首次会议呼吁两国专家就排放净化问题进行会面,1989 年 2 月挪威代表访问莫斯科时,苏联有色金属冶金部生态部门的总工程师伊戈尔·博罗丁邀请他们开发解决科拉半岛排放问题的技术方案,并保证会按挪威规格建造净化设施。此后,双方开始筹备专家交流,挪威企业埃尔kem 技术公司于 1989 年 3 月访问了佩琴加镍厂,多家挪威企业也表达了参与合作的兴趣。
1989 年 8 月,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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