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基于证据的政策与女权主义知识：芬兰的实践与挑战

基于证据的政策与女权主义知识：芬兰的实践与挑战

1. 性别平等政策专业化与女权主义知识转变

1.1 性别平等政策专业化

性别平等政策正朝着需要“性别专业知识”的策略转变，包括对性别和性别平等的专业知识，以及掌握促进性别平等的特定技术，如性别主流化、性别影响评估和性别预算编制。强调基于证据的政策为性别平等行动者提供了新机会，使他们能够用所谓中立的专家知识来使自己的主张合法化。然而，这种向有利于治理、与政策相关的专家知识生产的转变，存在使性别平等政策和女权主义知识去政治化的风险。

性别专业知识的转变在性别平等的专业策略和工具中尤为明显。这些工具符合治理逻辑，能提供关于拟议政策倡议可能产生的性别影响的无价值偏见的证据，使政策制定更有效且基于证据。但这一转变也可能产生去民主化的影响，因为权力越来越多地授予性别专家，而牺牲了基层女权主义行动者的利益。有时，这些专家并非女权主义者，这可能导致性别平等政策与女权主义知识脱节。

1.2 女权主义知识的转变

基于证据的政策建立了自己的霸权和排他性的真理制度，某些形式的知识比其他知识更受青睐。女权主义知识和关于性别平等的知识也被经济化，与经济相关的方法常被用于生产与政策相关的性别平等知识。

女权主义研究指出，基于证据的政策中受青睐的知识与女权主义知识之间存在认知紧张关系。女权主义知识具有多元、政治、有争议和反思性等特点，旨在实现变革，这与基于证据的政策中强调知识客观性、中立性以及与政治目标分离的去政治化认知理想相矛盾。因此，女权主义知识在政治中的生产和传播的特点是，在产生影响的渴望和保持批判性之间不断进行斗争。

1.3 芬兰的情况

在芬兰，性别平等政策和女权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