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基于证据的政策与女权主义知识在芬兰经济政策中的碰撞与挑战

基于证据的政策与女权主义知识在芬兰经济政策中的碰撞与挑战

1. 性别平等政策专业化与女权主义知识转型

在推动性别平等的进程中，女权主义者和相关政策行动者迅速利用基于证据的政策导向，以知识支撑主张，并制定基于知识的策略。这一趋势带来了两个重要影响：性别平等政策的专业化和女权主义知识的转型。

性别平等政策的专业化体现为向需要“性别专业知识”的策略转变。这种专业知识涵盖对性别和性别平等的专门了解，以及掌握促进性别平等的特定技术，如性别主流化、性别影响评估和性别预算编制。基于证据的政策强调为性别平等行动者提供了新机会，使他们能够以所谓中立的专家知识来使自己的主张合法化，与公开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倡导形成对比。然而，这种向有利于治理、与政策相关的专家知识生产的转变，存在使性别平等政策和女权主义知识去政治化的风险。因为女权主义知识本质上是片面的、情境化的、变革性的，必然具有政治性。

这种向性别专业知识的转变在对性别平等的专门策略和工具的强调中尤为明显。例如，性别主流化、性别影响评估和性别预算编制等工具符合治理逻辑，它们承诺提供关于拟议政策倡议可能产生的性别影响的无价值偏见的证据，使政策制定更有效且基于证据。这些工具将性别专业知识的要求扩展到所有当局，产生了对性别专家为国家官员提供性别培训的需求。此外，这种向专业知识的转变可能产生去民主化的影响，因为权力越来越多地赋予性别专家，而牺牲了基层女权主义行动者的利益。有时，这些专家并非女权主义者，而是专业知识生产者，这存在使性别平等政策与女权主义知识脱节的风险。

另一个趋势是女权主义知识的转型。基于证据的政策建立了自己的霸权和排他性的真理制度，某些形式的知识比其他知识更受青睐。一般来说，这种知识可描述为与政策相关、有利于治理且可量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