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代:进化还是革命?
技术与文化滞后
我们拥有利用技术开展新奇且卓越之事的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会付诸实践。多年前,伟大的社会学家威廉·菲尔丁·奥格本(William Fielding Ogburn)提出了“文化滞后”的概念,用以描述人类对技术能力的反应。他指出,上一世纪发展起来的技术为人类创造了构建全新且更优社会体系的契机,使先进技术产出的大量物质财富能够造福全人类,而非仅惠及少数人。然而,他也提到,文化体系和人类制度(如政府、法律等)在应对技术创新带来的新机遇时往往滞后。
大约50年前,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对技术与文化关系的分析似乎印证了奥格本的观点。他认为,最新的技术创新仍被用于推动早期基于对自然和人类剥削的工业变革目标。也就是说,尽管我们的技术有能力为所有人创造更美好的世界,但它却被用于服务旧时代那些自私的制度和价值观,这些制度和价值观既不考虑人类福祉,也不关注自然世界。
奥格本和芒福德最初的分析颇具启发性,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他们的观点显得过于简单。诚然,新技术赋予了我们诸多卓越的能力,但我们常常继续用这些技术服务于旧时代的制度和价值观。芒福德曾期望新技术能引领我们走向一个基于社会正义和自然关怀的美好新世界。奥格本也认为技术能改善人类的命运,但他惋惜“文化滞后”阻碍了这一目标的实现。两人都暗示技术能为人类带来巨大福祉,但当我们未能让技术发挥作用时,就会出现问题。
然而,他们忽略了技术是人类特有的活动,它如同所有复杂的人类活动一样,存在着“好”与“坏”的矛盾。技术是为人类使用而设计的,但这也意味着它可能被人类滥用。如果技术是人类行为的唯一决定因素,我们当前的世界或许会更加美好,而且肯定会大不相同。
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