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芬兰家庭政策改革：女性劳动与性别平等的经济化困境

芬兰家庭政策改革：女性劳动与性别平等的经济化困境

第一次改革尝试：工作福利下的女性困境

芬兰家庭休假改革的首次尝试以失败告终，削减家庭护理津贴是中间党反对改革的主要障碍，这一津贴是中间党家庭政策的基石，因此家庭休假改革在西皮莱政府任期内搁置。然而，此次改革中家庭休假话语的转变以及对改革的突然关注，体现了性别平等政策成为福利国家改革工具的现象。

在芬兰，女性就业和劳动力市场平等一直是性别平等政策的核心。21世纪10年代以来，家庭政策话语淡化了强调再分配、社会平等和家庭福祉的理念，转而倾向于促进母亲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经济理性和财政紧缩。在这次改革尝试及相关公共讨论中，对就业率的关注并非新鲜事。

劳动力市场组织、政党和西皮莱政府以性别平等为理由，为与就业相关的主张和政策提案合法化。例如，雇主联合会EK声称其家庭休假模式是“最具性别平等”的，但实际上该模式旨在通过大幅减少母亲的与收入相关的休假时间和减半家庭护理津贴，将女性推向劳动力市场。该联合会承认其主要目标是提高就业率，认为改善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是关键。

然而，在家庭休假辩论中，性别平等的含义被狭隘化。它被重新定义为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问题，掩盖了性别平等行动者所重视的平等分担护理责任的目标。当前家庭休假制度的主要问题被认为是对女性薪酬、养老金和职业发展的负面影响，这些问题往往进一步简化为就业率。这种狭隘的、经济化的性别平等理解，忽视了家庭休假之外的结构性障碍，如歧视、女性在固定期限和兼职工作中的过度代表以及影响部分女性劳动力市场选择的种族主义。

芬兰女性的就业率相对较高，但长期的育儿假及其不平等的性别分配降低了年轻母亲的就业率，尤其是在25 - 34岁年龄组，性别差异最为明显。工作福利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