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性别预算编制:经济治理与性别平等的困境
1. 经济治理与福利国家重构
过去几十年,经济决策和国家预算发生了显著变化,常以经济必要性和经济危机为借口。性别预算编制就在这种大背景下进行,这种背景既可能对其有利,也可能不利。
国家预算和预算流程改革是公共治理改革议程的重要部分,引入了新的预算形式和流程,如框架预算、绩效预算和参与式预算等,旨在加强和明确管理责任、确保预算纪律并引入结果导向。近年来,还出现了将预算与特定政治目标相联系的新方法,除了性别预算,政府和国际机构还尝试了绿色预算、可持续发展预算和福祉预算。
与此同时,国家预算和经济政策制定受到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或宪法规则的约束。基于规则的经济治理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在国家和国际层面都得到了显著加强。例如,德国等国家采用了所谓的债务刹车和其他规则来限制公共支出;欧盟层面自20世纪90年代起就有影响所有成员国(尤其是芬兰等欧元区国家)的债务和赤字规则,且在金融危机后这些规则得到强化,欧盟机构获得了审查和干预国家政策的新权力。
基于规则的经济治理改革以至少两种方式改变了福利国家:加强紧缩和使经济政策制定去政治化,且这两种转变都具有性别特征。
- 加强紧缩 :实施预算纪律的经济治理改革,如支出上限、框架预算以及债务和赤字规则,直接导致了福利国家的重构和公共服务的减少。加强紧缩的改革往往导致削减开支,这些开支削减对女性(尤其是少数族裔女性)的影响尤为严重,并将护理责任从公共部门转移到家庭和市场,加深了社会再生产危机。预算规则也使得推行促进性别平等的经济政策变得更加困难,例如投资社会基础设施、改善公共护理服务或提高女性主导的公共部门就业的薪酬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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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性别预算编制与经济治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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