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数字时代瑞典档案评估的政治

数字时代瑞典档案评估的政治

引言

在瑞典的背景下，如何为近期和遥远的未来保存数字时代的现状是一个普遍问题。本文将从过去半个世纪左右的历史视角来探讨这一问题，重点关注影响公共部门档案的立法、政治和经济环境。虽然技术因素会影响数字评估，但法律、政治、组织和文化背景在讨论数字存档和评估时也同样重要。这些因素与档案实践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呢？

基于之前对瑞典档案评估的研究，我们将探索瑞典过去以非数字为主的档案世界与现在的数字档案世界之间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其中一些连续性是瑞典特有的，源于塑造瑞典档案的法律背景，而另一些则与全球档案界共通。

瑞典公共档案的法律因素

瑞典公共部门档案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严格的法律监管。这种法律基础主要影响了瑞典档案行业对档案和记录的理解，而非国际档案理论。档案、记录和档案记录的定义基于瑞典的信息自由立法，其历史可追溯到1766年。《新闻自由法》是瑞典的宪法性法律之一，规定任何公民都有权查阅公共记录，除非根据《公共信息获取与保密法》这些记录需要保密。“公共”（allmän）意味着创建主体属于公共部门，除了国家政府机构外，还包括各种地区和地方政府及当局。“记录”（handling）这个瑞典词汇在1766年就已使用，它既可以翻译为“文件”，也可以翻译为“记录”，但这里选择“记录”更符合档案背景。

从19世纪后期开始，瑞典形成了独特的档案立法，但始终基于信息自由立法中对记录的定义，即除非另有说明，记录应该被保存。《新闻自由法》还界定了什么构成公共记录，这与经典档案对记录的定义基本一致：记录必须在公共机构内接收或创建，并保存在那里。

1991年，《档案法》（Arkivlagen）的通过使公共部门档案得到了更严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