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北欧背景下的性勒索问题剖析

北欧背景下的性勒索问题剖析

瑞典上诉法院判决的争议

在瑞典的一起案件中，上诉法院认为受害者参与性行为是为了获得被告的帮助，且事后感觉糟糕这一陈述可信。然而，基于受害者的陈述，法院判定其行为应被视为自愿的。在判决推理中，上诉法院完全忽略了权力滥用问题，未将受害者视为处于“特别脆弱的情况”，转而讨论潜在的同意问题，以及施害者可能如何解读受害者潜在的同意信号。法院的推理聚焦于受害者的具体行为细节，如情况的突然性、受害者是否有时间离开房间、是否在解开裤子时“配合”等，而不是施害者的刑事责任。

“强迫同意”的概念

瑞典性犯罪立法未明确规定同意的表达内涵，由法院自行判定。地区法院在审理时会考虑整体情况，包括权力不平衡和依赖关系；而上诉法院仅考虑具体情况细节和对受害者意图的假设。尽管上诉法院承认受害者不想与施害者发生性行为，过程中身体不适且事后心理受严重影响，但仍认为他们因依赖施害者的帮助而可被视为同意性行为。

众多学者对“自由同意”的概念提出质疑，认为同意总是“充斥着规范观念和权力关系”。聚焦于同意的法律，如瑞典新的性犯罪立法，未必能解决这些复杂问题，有必要考虑权力和性别话语在塑造同意中的作用。在性接触中，人们可能因受到人际权力形式（从暴力到明显的同意侵犯）的影响，在“缺乏欲望或意愿”的情况下“同意”。在胁迫或威胁情况下，“说 yes”是否能等同于同意也值得怀疑。

当定义性暴力时，《民间社会关于性暴力的宣言》指出，确定“具有性性质的行为是否在没有真正、自愿、具体和持续的同意下实施”时，需考虑权力不平等关系的存在，包括施害者处于“权威地位”或受害者“对施害者有任何形式的依赖”。国际女法官协会（IAWJ）提出“强迫同意”的概念，认为在权力差距极大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