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国家形成中的上下博弈:1500 - 1800年的人民与国家
国家与人民关系的复杂性
在早期现代,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如同托尔斯泰笔下夫妻关系般脆弱。幸福的夫妻关系需诸多因素维系,一个因素的破坏就可能导致婚姻不幸;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亦是如此,涉及众多因素和不同参与者,且存在不同的善治和家庭秩序观念,这使关系更为复杂。成功的国家形成,即中央政府倾听民意、满足需求并抵御外敌,在历史上极为罕见。
早期现代欧洲国家面临领土扩张或维持、军队扩充和税收增加的挑战,这刺激了中央集权。但成功的国家需在国内“和平”的条件下实现这些目标。国家统治者在应对民众通过游说、抗议等表达的诉求时需做出选择,而这些选择可能损害其他群体利益。
公共领域的作用
人们通过“公共领域”表达诉求,包括实体空间(教区会议、议会、俱乐部等)和媒体(请愿书、报纸等)。在挪威,识字率和印刷品的传播扩大了公共领域。15世纪,挪威人对文字已有相当信任,16世纪这种信任显著增强。文字的力量加强了政府管理,同时民众也用文字表达不满和诉求,政治上被排斥的群体还能利用合法统治话语维护自身利益,书面请愿成为要求变革的常见方式。
在所有北欧国家,路德教会在公共领域,尤其是农村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教会将善治理念与家庭秩序理想相结合,当地牧师是国家与人民的关键中间人。他们在布道坛传达国家决策,也向当局反馈地方问题。例如,在瑞典与俄罗斯边境的教区,尽管面临诸多复杂情况,教区依然保持完整,且教会和教区的多功能互动促进了早期农村公民意识的发展。
在芬兰,18世纪20年代,农民更多参与议会事务,自由农因人口和经济增长有更多时间和资源参与地方政治。18世纪30年代,地方牧师选举和公共项目支出增加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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