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的污染与大气环境:从灾难降临到政策转变
社会主义国家的污染困境
在苏联时期,社会曾经历了显著的物质进步。例如,建立了年产能 30 吨猪肉的养猪场,所有工业设施配备食堂,居民还能定期享受免费或低成本的苏联南部度假。人均居住面积也大幅增加,从 1951 年的 4.69 平方米增至 1984 年的 10 平方米。然而,这些进步背后却隐藏着严重的环境问题,在佩琴加地区,环境恶化现象日益严重。
在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社会普遍认为工业污染主要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西方学者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影响,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下,私人工业主在缺乏严格国家监管时,不愿投入大量资金防止生产过程中的环境破坏,将污染问题转嫁给社会。基于此,他们推断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工业国有,国家既关注生产盈利又关心民众福利,环境破坏现象应该很少发生。苏联法律也似乎支持这一观点,其污染控制法规严格,被视为社会主义制度消除环境破坏能力的证明。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苏联官方虽宣传无污染的社会主义国家理念,但苏联官员泽夫·沃尔夫森指出,苏联的联邦体制更注重物质进步和工业发展,使得环境立法难以发挥作用。在苏联工业城镇,污染是日常生活中切实存在的问题。20 世纪 40 年代末至 50 年代初,佩琴加镍业公司就报告冶炼厂废气排放导致空气质量恶化,当时主要关注对人体健康的影响。1960 年,记者格里戈里·斯维尔斯基访问镍城时,看到工厂周围的树木因含硫气体而变黑枯萎,对环境破坏感到震惊。
20 世纪 70 年代,佩琴加镍业公司开始进口诺里尔斯克的矿石,情况变得更糟。诺里尔斯克矿石含硫量高,导致二氧化硫排放量从每年约 10 万吨激增至 1979 年的 40 万吨,其影响甚至跨越了国界。197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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