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在人机交互中的应用

关于人机交互研究中民族志的特刊

开放获取。© 2019年 卡特琳·哈塞 等，由德古意特出版社出版。本作品采用知识共享署名4.0许可证授权。
《帕拉丹：行为机器人学杂志》2019年；10:180–181
社论 开放获取
卡特琳·哈塞*，斯蒂娜·特伦特穆勒，和杰西卡·索伦森

本特刊基于2018年在芝加哥举行的国际人机交互 （HRI）会议上一场关于民族志作为替代性方法论的研讨会所提出的思想。我们最初提议举办该研讨会，是因为发现尽管在技术开发过程中对民族志方法的工具性应用日益受到关注，但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论，在人机交互领域仍然基本上处于缺失状态。

2018年人机交互研讨会中展示的民族志研究深入探讨了人类与机器人技术在使用和设计过程中的现实生活中体验。学者们展示了他们如何运用民族志方法，通过跨学科合作，获取数据以揭示新兴技术背景下浮现的人类需求和社会关切。

组织此次研讨会并筹备本特刊，使我们接触到了许多理解民族志研究方法在人机交互中重要性的、非常有趣的机器人专家。然而，在编辑本特刊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在民族志的理解上存在一些词源学的和方法论差异。

我们最初起草提案时听到的一句话是：“我们在人机交互中已经在使用民族志方法了。” 对某些人来说，民族志仅仅是对人群和文化的科学描述，或只是对“任何人都能看到的事物”进行描述。

我们工作的另一个简化之处在于，它仅仅是轶事性的，且单一研究不足以支持科学结论。

这可能归结为跨学科翻译的失败——不同学科发展出不同的方法，却难以进行有效沟通。民族志方法并非照本宣科的食谱，而是植根于理论基础的方法论之中。

民族志方法无法被轻易或工具性地提取和使用，因为它们与指导研究者在田野调查中做出选择的理论相关联，并且与在长期田野调查中形成的民族志视角密切相关。

对人类学家以及使用民族志方法论进行研究的人来说，民族志远不止是“仅仅观察”。任何基于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从来都不是纯粹描述性的。我们是与人共同研究，而非针对人、关于人或脱离人——与人共同研究。

这意味着要学习从新视角看待世界，学习与我们研究的人群共享价值观，并将这一切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以分析他们实践中的（社会、文化与物质）复杂性，而这种分析是通过我们自身的经验来诠释的。在研究过程中，随着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对人们而言重要的事物，我们的分析对象和描述性叙述也随之改变。

即使民族志研究方法仅是轶事性的描述，我们在对人机交互（HRI）文献进行全面综述时发现，“民族志”这一术语（及其方法和/或方法论的纳入）几乎完全缺失。

在本特刊中，我们试图展示民族志研究方法在人机交互研究中的重要性和有效性。

卡特琳·哈塞、斯蒂娜·特伦特穆勒和杰西卡·索伦森。2018年。利用民族志识别和应对伦理、法律与社会（ELS）问题：一种替代性人机交互方法论。载于HRI ‘18 Companion：2018年ACM/IEEE人机交互国际会议附录，2018年3月5日至8日，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美国纽约ACM出版社 https://doi.org/10.1145/3173386.3173560
然而，我们承认民族志存在不同的解读（即使在人类学内部也是如此），并且对民族志理论、方法和途径的参与程度也各不相同，因此本特刊收录了这种多样性——展示了每种方法为HRI领域所提供的贡献。

朴俊有力地论证了民族志方法论特别适用于社会机器人研究中对机器人社交性的研究。

卡特琳·哈塞指出了在技术素养与伦理机器人设计背景下，采用多变量方法进行跨案例民族志研究的优势。

莱昂·博登哈根等人结合定量方法与大规模民族志观察，以识别机器人技术融入医院工作流程的机会。

杰西卡·索伦森对工业机器人的研究主张将民族志干预作为连接理论工程伦理与务实设计活动的桥梁。

杰米·华莱士的视觉民族志指出了在人机交互研究中所创建和分享的图像的重要性，以及这些决策所带来的伦理影响。

尼尔斯·克里斯蒂安·莫斯费尔特·尼科尔森提出了民族志中一个经典的差异，即认知与实践之间的差异，强调了用户在实现机器人承诺性能方面所起的关键作用。

拉斯·布隆德对一款在芬兰被拒绝但在丹麦被接受的韩国机器人的比较民族志研究，展示了文化和背景在设计和实施中的重要性。

在所有这些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民族志能够补充人机交互领域已有的研究工作，为人机交互中通过定量或实验方法研究的现象背后的“如何”与“为什么”提供更加多样且深入的数据，并提出只有通过与人们共同研究才能浮现的新研究焦点。

我们感谢作者和审稿人与我们合作，共同完成了这期令人振奋的特刊，探讨民族志作为更以人为中心的 human-centric人机交互研究的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