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新范式，人文主义的兴起（1）

        马尔萨斯（1798）曾经指出，如果一个国家人口按照几何级数增长，而资源仅仅按照算术级数增长，当人口规模超过临界点后，可能会出现“人地矛盾”，最终通过战争、饥荒、疾病等灾难性的调整，使得人口回归到资源可支撑的水平，人们习惯的称之为“马尔萨斯陷阱”。

       问题1：如何解释“中国之谜”？并没有出现马尔萨斯的所谓的灾难性的后果？

       一个事实是：中国四十年高速增长与社会稳定并存，可以看出人口规模始终处于高位，经济增速世界前列，社会稳定有序，社会经济结构有序转型，基数庞大的农村人口脱离了贫困，可以说中国完美的避开了所谓的“马尔萨斯”人口陷阱，实现了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的“双奇迹”。

       理性主义的解释如此之苍白。新古典经济学者运用边际法则，强调人的理性，用理论上近乎完美的逻辑来解释，高投资、高储蓄拉动增长，尤其是基础设施与城市房地产建设投资是增长的源泉 。并通过数据试图完美的模型化中国的经济增长。

      问题2：难道现在我们投资规模少了吗？为何经济增速又开始放缓，老龄化压力开始出现？貌似理性主义也难以给出有信服力的解释。

       制度主义认为中国的制度变迁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密码。我们国家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包括合理产权制度、市场化规则的完善，个人私有财产的保护等不断推动权力开放，从而有效推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

        问题3：在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我国制度建设越来越完善，制度环境越来越好，营商环境也在不断改善，在现在国际大环境下，为何经济还是在放缓？貌似仅仅是理性+制度也解释不了。

        这时，我们需要重新认识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了文化的决定性。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及其对资本家的社会认可和弘扬是工业革命的主要推动力。他认为近代中国没落的重要原因是传统的宗法儒学阻碍了创新的出现（抑制了创新进取文化）。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企业家特质一定是特定地域和特定阶段文化的产物。伴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是整体人文环境的现代转化。尽管没办法量化，但是“中国实践”事实上已经给出了最好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