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50 - 1939 年安第斯与北欧国家工程师及知识差距分析

1850 - 1939 年安第斯与北欧国家工程师及知识差距分析

1. 引言

自然资源诅咒的讨论催生了大量文献。部分文献强调，自然资源开发的净效应受制度质量的调节。虽然对这一因果机制的识别推动了相关讨论，但仍需更深入的历史分析，以提供更多实证证据和历史背景，更好地理解这些广泛结论的相关性。

从知识创造的角度看，自然资源（尤其是矿产资源）不应被视为自然的馈赠，而是人类智慧的成果。美国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经验表明，矿产开发带来的技术挑战促使技术、方法和机器不断改进。若这一观点具有普遍性，自然资源将是源于知识和技术进步的可经济开发资源，而非单纯的外生禀赋。因此，自然资源诅咒并非注定，而是可通过国家在开发、提取、加工和使用国内资源方面的本土知识和人力资本投资能力来调节。

部分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能够发展自身技术，而另一些国家则失败了。澳大利亚和挪威成功的主要原因包括：
- 人们普遍认为知识对社会有用。
- 存在关键组织，使人们能够获取知识、促进知识传播并巩固动态网络。
- 当地知识能力逐步提升，有助于通过本地技术创新解决当地问题。

在这些因素中，教育组织的作用尤为突出。此前的研究对比了成功的自然资源丰富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和北欧国家）与拉丁美洲的发展路径，发现它们在普通教育和技术教育投资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本文旨在对比 1850 年至 1939 年安第斯和北欧国家工程教育机构的发展。选择这一时期，是因为我们关注经济差异的根源。研究表明，大萧条后，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差异（以人均 GDP 衡量）变得明显。我们认为，这种差异与出口部门的发展以及生产要素与公共政策的相互作用有关。本文将通过研究知识差异，更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