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斯德哥尔摩涂鸦与街头艺术：从涂鸦板到零容忍政策

斯德哥尔摩涂鸦与街头艺术：从涂鸦板到零容忍政策

1. 托罗德·波尔森诗歌受电台主持人喜爱

电台节目主持人克劳斯·罗斯坦和南娜·莫根森似乎很欣赏托罗德·波尔森，他们喜爱关于“肉土豆”的诗歌以及那些带有恶魔色彩的家乡主题诗歌。由于他们与托尔斯港没有明显的个人联系或亲属关系，所以不会因诗歌中的讽刺和尖锐而受到伤害。

2. “奶牛绑架”事件背景与经过

2004 年 8 月 19 日，斯德哥尔摩地区的媒体收到一份奇特的新闻稿，其链接的视频中，两名蒙面男子手持电锯，站在一头被盗的奶牛雕塑旁。这头奶牛雕塑是“奶牛游行”展览的一部分，该展览将艺术定制的预制玻璃纤维奶牛放置在各城市的公共区域。视频的场景、特征和风格模仿了当时伊拉克战争中的绑架视频，男子自称属于“斯德哥尔摩激进涂鸦艺术家”组织。他们提出两个要求以安全归还奶牛雕塑：一是将“奶牛游行”展览中的所有作品正式宣布为非艺术作品并从街道移除；二是在瑞典首都各地设置合法的涂鸦墙。

然而，这两个要求都未得到满足，被盗的奶牛雕塑后来被发现遭到破坏且无头。此事件受到媒体报道，一些评论认为这是盗窃或破坏行为，也有观点将其视为政治艺术事件或先锋派艺术恶作剧。艺术评论家尼尔斯·福斯贝里称其为“今年最尖锐的艺术行动”，抗议了首都公共空间的商业化。

以下是该事件的简单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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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发布新闻稿及视频] --> B[提出两个要求]
    B --> C{要求是否满足}
    C -- 否 --> D[奶牛雕塑被破坏]
    C -- 是 --> E[奶牛雕塑归还]
    D --> F[媒体报道及不同评价]

3. 涂鸦板：解决“涂鸦问题”的独特方案？

1968 年 3 月，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塞尔格尔斯广场（Sergels Torg）开设了一面由市政管理、向公众开放的涂鸦墙，被称为“涂鸦板”，它与演讲角一同建立。这一举措被媒体广泛报道，且被视为民主项目，旨在让“局外人”群体表达意见，这或许暗示了对后来被称为青年亚文化的萌芽文化背景的关注。

不过，“涂鸦板”的设立可能并非意味着斯德哥尔摩比西方其他地方更接受涂鸦和未经授权的公共表达。相反，它可能是早期抑制和规范涂鸦及其他视觉亚文化的尝试。美国涂鸦研究员杰克·斯图尔特称，当时斯德哥尔摩的涂鸦已“达到惊人程度”，市政当局通过设立“涂鸦板”来引导。这一举措获得了国际关注，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将其视为“抗议墙”，并认为是对 1968 年学生起义的制度性回应。

该项目可被视为战后瑞典代表性民主制度下机构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同期还有将君主制降为纯粹礼仪角色、废除瑞典议会间接选举的第一议院以及 1974 年的文化法案等政治进程。

以下是相关政治进程的表格：
| 时间 | 政治进程 | 内容 |
| ---- | ---- | ---- |
| 1970 年 | 废除瑞典议会第一议院 | 废除间接选举的第一议院 |
| 1971 年 | 降低君主制角色 | 将君主制降为纯粹礼仪角色 |
| 1974 年 | 文化法案 | 旨在保护言论自由、抵制文化领域商业化负面影响、为人们提供创作机会 |

4. 绘画旅的集体创造力

“涂鸦板”一直运营到 1971 年，因旁边建筑成为临时议会而关闭。大约十年后，斯德哥尔摩出现了新现象，松散组织的业余爱好者、活动家、艺术家和艺术学生开始在街头进行未经授权的绘画工作，他们被称为绘画旅。这些绘画旅与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另类左翼有关，受拉丁美洲壁画传统启发，其艺术主题常与当代政治问题相关。

例如，1979 年 2 月反对增加机动车流量的示威活动中，一群绘画旅画家绘制了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一面墙，主题是树木、鸟类和手牵手的人们。当时，一位保守派政党的政治家试图阻止画家，结果自己被涂成蓝色。同一时期，现代艺术博物馆还举办了以“绘画旅：集体创作”为主题的展览。与 20 世纪 60 年代末的“涂鸦板”相比，绘画旅与机构艺术界有更清晰的联系，并结合了明确的政治议程，但该运动似乎寿命较短，1979 年后在调查的文献和新闻材料中几乎没有留下活动记录。

以下是绘画旅相关信息的列表：
- 出现时间：约 1981 年
- 组成人员：业余爱好者、活动家、艺术家和艺术学生
- 灵感来源：拉丁美洲壁画传统
- 艺术主题：常与当代政治问题相关
- 活动案例：1979 年绘制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墙
- 相关展览：现代艺术博物馆“绘画旅：集体创作”展览

斯德哥尔摩涂鸦与街头艺术：从涂鸦板到零容忍政策

5. 嘻哈涂鸦在瑞典的兴起

20 世纪 80 年代，瑞典国家电视台播出了几部关于纽约嘻哈文化的纪录片，如 1984 年 9 月播出的《风格之战》。由于当时只有两个电视频道，这些关于嘻哈的纪录片让数十万年轻人有机会观看，对瑞典产生了很大影响，促使亚文化涂鸦在瑞典成为一种现象。与之前公共空间中未经授权的表达不同，这种类型的涂鸦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现象，既发展成为一种多面的艺术亚文化，也引发了立法系统的变革。

起初，这种新类型的涂鸦主要被视为一种有趣的新奇事物或相对无害的小冒犯。例如，1986 年 Zappo 的《粉碎战争》是早期涂鸦的一个例子，它在斯德哥尔摩郊区的一个地铁站创作，探讨了当代全球冲突。这件作品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保持完好，间接成为了地铁站的主要公共艺术作品，体现了当局的模糊态度。

以下是嘻哈涂鸦在瑞典发展的简单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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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播出嘻哈文化纪录片] --> B[亚文化涂鸦兴起]
    B --> C{当局态度}
    C -- 模糊 --> D[部分作品保留]
    C -- 反对 --> E[引发立法变革]
    D --> F[成为艺术亚文化]
    E --> G[立法系统改变]

6. 瑞典关于涂鸦的辩论

1987 年，瑞典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亚文化涂鸦被视为一个重大问题，人们主张通过修改法律制度来打击和阻碍它，例如增加警察拦截和搜查疑似涂鸦艺术家的权力。这场辩论在 1989 年春天逐渐平息，但部分言论和解决方案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零容忍政策中再次出现，与大约十年前纽约地铁系统关于涂鸦的讨论类似。

不过，这场辩论并非单一维度，也有一些声音认为涂鸦并非纯粹的问题现象。而且，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较偏远地区（如工业郊区和通勤铁路沿线的隔音屏障）的涂鸦或多或少被接受，或者至少遭到业主和市政当局的抵制较少。例如，1989 年 Weird（塔里格·萨利赫）和 Circle（帕特里克·马尔贝克）在得到业主许可后，在一座工业建筑的外墙上绘制了涂鸦作品《着迷》，该作品至今仍保留，并经过漫长而复杂的政治过程，被认可为具有历史重要性的艺术作品。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和中期，瑞典的涂鸦场景像许多其他欧洲国家一样，根据风格、媒介、形式和位置发展出了多种不同的流派和类型，如火车涂鸦、燃烧者涂鸦、标签和快速涂鸦等。

以下是不同时期瑞典对涂鸦态度的表格：
| 时间 | 地区 | 对涂鸦的态度 | 代表案例 |
| ---- | ---- | ---- | ---- |
| 1980 - 1990 年代 | 偏远地区 | 接受或抵制少 | 《着迷》涂鸦作品 |
| 1987 - 1989 年 | 主要是地铁系统 | 激烈辩论、视为问题 | 相关立法讨论 |
| 1990 年代 | 整体 | 部分观点延续到零容忍政策 | 零容忍政策相关举措 |

7. 涂鸦的零容忍政策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斯德哥尔摩和斯堪的纳维亚的许多城市一样，受到纽约零容忍政策和“破窗理论”的启发，制定了新的严格反涂鸦策略。这包括加强反涂鸦宣传、增加涂鸦清除工作、制定更严格的立法、监控涂鸦地点，以及减少获得绘画或展示涂鸦作为艺术的许可机会。

这一政策导致了围绕涂鸦展览和委托创作的一系列争议。2001 年 3 月，市政当局迫使一所高中拆除学校食堂的涂鸦壁画；2002 年 1 月，“斯德哥尔摩地下”艺术展览被关闭，原因都是违反了市政当局的反涂鸦政策。不过，后来该展览重新开放，因为组织者发现市政当局的驱逐行动在法律上存在争议：若要使驱逐有效，市政当局必须证明涂鸦不是艺术。

以下是零容忍政策相关信息的列表：
- 政策来源：受纽约零容忍政策和“破窗理论”启发
- 政策内容：加强宣传、增加清除、严格立法、监控地点、减少许可
- 引发争议案例：高中食堂涂鸦壁画拆除、“斯德哥尔摩地下”展览关闭又开放

从斯德哥尔摩的涂鸦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涂鸦从早期被视为新奇事物，到引发激烈辩论，再到面临严格的零容忍政策，反映了社会观念和政策随时间的变化。而“斯德哥尔摩激进涂鸦艺术家”的“奶牛绑架”事件，在这样的背景下，可被视为一种有意识的政治和艺术事件，部分是对当时涂鸦零容忍政策的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