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会应用与性爱机器人:是否为女权主义技术?
1. 技术与女权主义的复杂关系
技术是否为女权主义技术并非一目了然。以卫生棉条为例,其发明者Earle Cleveland Haas虽有性别歧视动机,但如果技术能给女性生活带来根本改变,深刻转变社会权力平衡,就可被视为有助于实现政治、伦理、社会、经济、宗教等各方面平等的女权主义技术。这表明,对父权制和异性恋规范社会结构的女权主义影响可能会无意间发生,即便背后的意图可能是相反的。
不同女权主义流派对同一技术的看法也大相径庭。比如三个月服用一次的避孕药Seasonale,自由女权主义者可能认为它让女性更自主地控制生理周期,是女权主义技术;而激进女权主义者则觉得它只是让女性适应现有的父权制和异性恋规范社会结构,并非女权主义技术。正如Layne所说:“从一种女权主义视角看是女权主义的技术,从另一种视角看可能就是反女权主义的。”
2. 约会应用的分析
2.1 约会应用算法的性别刻板印象
像Tinder和OK Cupid这类约会应用的算法在性别刻板分类上并非中立。Tinder搜索仅支持按女性、男性或两者搜索,遵循二元性别范式;OK Cupid则提供22种性别选项、13种性取向选项及多种关系类型,相对更具差异化,但两者定义个人资料和搜索的标准最终都是有限的。
这些约会应用虽本身不具实体,但极大影响了我们对性别呈现和具身性的思考。用户需在个人性别认同和性偏好上感到“被包容”,若能契合预设类别则幸运,否则只能接受。预设类别也塑造了我们对性别的认知,例如只用Tinder的人,其世界就局限于两种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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