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制度阴影笼罩的母亲们:挣扎、抗争与希望
1. 卡罗尔的艰难历程
卡罗尔是一位单身母亲,1997 年,37 岁的她因向便衣侦探出售价值 10 美元的快克可卡因被捕,而此时她刚生下第四个孩子。她的哥哥从医院接走了新生儿,本应照顾到她 6 个月后出狱,但她出狱后又重拾毒品。她的其他孩子被分散寄养在亲戚家,其中两个孩子出生时毒品检测呈阳性。
在赖克斯岛监狱的 5 个月里,她只被允许与孩子们进行两次探视。儿童服务管理局(ACS)的工作人员称探视程序繁琐,不愿带孩子们来。卡罗尔为自己的案件抗争,拒绝了 3 年半至 7 年的认罪协议。最终,她写信给法官和地方检察官,请求接受治疗、重新生活,得到了 18 至 24 个月的住院治疗判决,分别在戴托普和凤凰城之家治疗社区度过了 6 个月和 13 个月。
治疗 5 个月后,她的表弟夫妇请求照顾她 1 岁的儿子直到她完成治疗,她同意了,表弟夫妇成为寄养父母,而她的哥哥也开始办理收养她 5 岁女儿的手续。19 个月的州外治疗后,她回到城市,在十字路口女性康复项目完成了 6 个月的康复治疗。
当她去机构探视儿子时,被告知表弟夫妇想收养儿子,根据《收养与安全家庭法案》(ASFA),她的亲权将被终止。她在法庭上抗争,但随着时间推移,寄养父母、社工和法律监护人都告诉她,将 3 岁半的儿子从寄养家庭带走会对他造成伤害,专家认为由于她孕期吸毒,儿子发育迟缓。
因害怕 ACS 和漫长的法庭程序,她同意了开放式收养,与表弟约定在双方方便时探视,包括节假日和暑假。但收养手续完成后,表弟一家搬到了弗吉尼亚州,她见到儿子的次数远低于约定。如今儿子 10 岁,知道她是母亲,但每年只能见两三次,收养父母也不重视她的探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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