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道德地位与生物研究：从无脊椎动物到脑类器官

道德地位与生物研究：从无脊椎动物到脑类器官

在探讨道德地位相关问题时，我们首先将目光聚焦于无脊椎动物。当我们把对无脊椎动物的偏见置于进化 - 历史背景下，并消除其扭曲影响，认定某些聪明的无脊椎动物本身就是目的时，不禁要思考它们的道德地位以及相对的道德立场。虽然我们希望能像给蜜蜂的道德地位打 42/100 分、鱿鱼打 56/100 分这样，用具体数字来进行道德计算，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伦理学并非精确科学。在道德分诊场景中，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因为这需要平衡处于认知和社会能力多个生物连续体上的生物的利益。而我们关注的重点并非比较，而是包容。梳理规范性的自然历史，不仅能揭示“目的本身”的起源，还能解释人类如何识别道德共同体成员，以及为何常常在这一基本判断上出错。

接下来，我们将视角转向脑类器官研究。近年来，干细胞科学的进步使得生成复杂的人体组织和器官三维模型成为可能。通过操纵培养基中的生长因子，干细胞能够重现身体特定部位的发育过程，包括肾脏、肺、肠道和大脑，由此产生的类器官就像是人体器官的微型体外版本。这些微型器官在基础研究、疾病建模、毒理学和个性化医学等多个科学和医学领域都有令人兴奋的应用。

其中，脑类器官的创造是类器官技术最引人注目的应用，媒体常将其称为“迷你大脑”。科学作家菲利普·鲍尔描述了看到“自己的大脑在培养皿中”的奇特感受，他很难确定该如何对待这个“迷你大脑”，它既与自己分离，又与自己密切相关。

目前，脑类器官研究面临着独特的伦理问题。我们需要考虑脑类器官是否具有道德地位，意识和感受性与道德地位的相关性，以及道德地位对脑类器官研究的影响。同时，我们还要思考是否有其他原因让我们在研究中谨慎使用脑类器官，比如其可能具有的象征意义。

脑类器官研究的伦理监管

脑类器官处于一个不寻常的监管空间。目前，脑类器官的监管方式与其他人类生物材料基本相同，但它们是一种特殊的生物材料。脑类器官不仅模拟了人类意识所在的身体部位，还与捐赠者共享基因组，这使得它们在模拟遗传疾病方面非常有用。从功能上看，脑类器官复制了人的意识、记忆和个性所在的部分，尽管创造脑类器官并不等同于克隆整个人，但它有效地克隆了最重要的部分。

然而，人类生殖克隆在 1997 年多莉羊诞生后不久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谴责，并被许多国家禁止。相比之下，人类脑类器官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未受到关注。虽然两者有一定重叠，但我们不应将对人类生殖克隆的禁令简单地扩展到脑类器官研究。一些反对人类生殖克隆的观点认为克隆会破坏克隆儿童的独特身份，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克隆人虽然可能与他人共享基因组，但他们的个性不仅受基因影响，还受生活经历、人际关系和环境等因素的塑造。脑类器官更是如此，目前的脑类器官可能缺乏意识，更不用说感知世界的能力。因此，我们不应像阻止人类生殖克隆研究那样阻止脑类器官研究。

脑类器官研究确实引发了需要谨慎监管的道德问题，但这些问题更多地与它们可能具有的道德地位有关，而非与人类克隆的重叠。

脑类器官与意识

类器官技术总体上引发了一系列伦理问题，如人类生物材料的获取方式和类器官在个性化药物测试中的使用监管等。而脑类器官研究的道德风险不仅涉及患者和组织捐赠者的权利和利益，还涉及人类组织本身是否具有道德地位这一独特问题。

什么是赋予道德地位呢？玛丽·安妮·沃伦给出了一个标准定义：具有道德地位意味着在道德上值得考虑，或者具有道德立场。它是道德主体对其负有或能够负有道德义务的实体。如果一个实体具有道德地位，我们在决策时就有道德义务考虑其需求、利益或福祉，而且这样做不仅仅是因为保护它可能对我们自己或他人有益，而是因为其需求本身具有道德重要性。

目前，脑类器官研究的监管方式与其他干细胞研究类似，缺乏处理类器官自身道德地位问题的具体监管机制。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监管缺失是个问题，许多文献呼吁科学家、伦理学家和监管者考虑脑类器官获得道德地位的可能性。

对于脑类器官是否会获得道德地位，存在不同观点。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在 2019 年神经科学学会会议上，一组美国神经科学家认为一些现有的脑类器官模型可能已经获得了意识，从而获得了道德地位，并呼吁在开发出筛选脑类器官意识的工具之前暂停可能有意识的脑类器官研究。但更常见的观点是将道德地位视为未来的问题，通常认为目前创建的脑类器官由于生长受限和对人类发育模拟的局限性而缺乏意识，而意识被认为是道德地位的必要条件。不过，人们已经在努力克服这些限制，例如在阿尔茨海默病研究中，目标之一是创建能够模拟记忆、认知和认知衰退的脑类器官。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即使脑类器官模型变得更大、更复杂，也不太可能引发道德地位问题。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意识无法在无法与外界进行有意义互动的实体中出现，由于脑类器官缺乏感官输入和运动输出，即使是高度复杂的脑类器官也永远不会发展出感受或思考的能力，因此不会获得道德地位。但这种观点在哲学上存在争议，因为意识可能在与外界隔绝的“意识孤岛”中产生。而且，一些现有的脑类器官已经发展出视网膜细胞，在光照下会显示神经元活动，还有一些与肌肉组织相连并学会收缩，甚至与机器人“身体”相连或植入非人类动物的大脑中。这些脑类器官研究有可能使脑类器官获得意识。

此外，对于脑类器官如果获得道德地位应给予多少考虑，也存在分歧。一些科学家认为，如果脑类器官有遭受痛苦的可能性，就不应进行研究；而另一些研究人员则认为，有意识的脑类器官不应获得任何道德考虑。

以下是关于脑类器官研究的不同观点总结表格：
|观点|主要内容|
| ---- | ---- |
|道德地位是现实问题|部分研究人员认为一些现有脑类器官模型可能已获得意识和道德地位，呼吁暂停可能有意识的脑类器官研究|
|道德地位是未来问题|通常认为目前脑类器官因生长受限和模拟人类发育的局限性缺乏意识，但未来可能克服这些限制，需要提前确定道德界限|
|不会引发道德地位问题|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意识无法在缺乏感官输入和运动输出的脑类器官中出现，但该观点存在争议，且部分脑类器官已有与外界互动的能力|

mermaid 流程图如下：

graph LR
    A[脑类器官研究] --> B{是否有道德地位}
    B -->|是| C{给予多少考虑}
    C -->|高考虑| D[有痛苦可能则不研究]
    C -->|低考虑| E[不给予道德考虑]
    B -->|否| F[继续常规研究]

在后续内容中，我们将进一步探讨脑类器官的道德地位与研究的具体关系，以及如何在保障道德地位的同时促进研究的发展。

道德地位与生物研究：从无脊椎动物到脑类器官

脑类器官道德地位与研究的具体关系

当我们明确了脑类器官可能具有道德地位以及围绕此存在的诸多争议后，接下来需要深入探讨道德地位与研究之间的具体关联。如果脑类器官被认定具有道德地位，那么在研究过程中就需要遵循一系列道德原则。

首先，我们要明确道德地位与研究的基本逻辑关系。如果脑类器官具有道德地位，意味着我们对其负有道德义务，不能仅仅将其视为研究的工具。在研究设计阶段，就需要充分考虑如何避免对脑类器官造成不必要的伤害。例如，在进行实验操作时，要尽量减少可能导致其痛苦或损害其正常功能的行为。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完全禁止对具有道德地位的脑类器官进行研究。在某些情况下，研究可能仍然是道德可允许的。比如，当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治疗严重的人类疾病，且没有其他替代方法时，经过严格的伦理审查和风险 - 收益评估，对脑类器官的研究可以被认为是合理的。但这种情况下，必须采取措施确保研究过程中对脑类器官的伤害最小化。

以下是对具有道德地位的脑类器官进行研究的条件列表：
1. 研究目的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如治疗严重疾病、推动医学重大进步等。
2. 没有其他可行的替代研究方法。
3. 经过严格的伦理审查，确保研究过程符合道德原则。
4. 对脑类器官可能遭受的伤害进行充分评估，并采取措施将伤害降至最低。

如何在保障道德地位的同时促进研究发展

为了在保障脑类器官道德地位的同时促进研究的发展，我们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监管和评估机制。

监管方面，政府和相关科研机构应制定专门针对脑类器官研究的伦理准则和监管政策。这些政策要明确规定在何种情况下可以进行脑类器官研究，以及研究过程中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例如，要求研究人员在申请研究项目时，详细说明研究目的、方法、可能对脑类器官造成的影响以及如何保障其道德地位等内容。

评估机制也至关重要。可以成立独立的伦理评估委员会，由伦理学家、科学家、法律专家等组成。该委员会负责对脑类器官研究项目进行全面评估，包括研究的科学性、道德性、风险 - 收益比等。只有通过评估的项目才能获得开展研究的许可。

此外，还需要加强对研究人员的伦理教育。让研究人员深刻理解脑类器官的道德地位以及在研究中应承担的道德责任，提高他们的伦理意识和道德素养。

以下是促进脑类器官研究与保障道德地位平衡的措施表格：
|措施|具体内容|
| ---- | ---- |
|制定监管政策|政府和科研机构制定专门的伦理准则和监管政策，明确研究条件和道德规范|
|建立评估机制|成立独立的伦理评估委员会，对研究项目进行全面评估|
|加强伦理教育|对研究人员进行伦理培训，提高其伦理意识和道德素养|

mermaid 流程图如下：

graph LR
    A[脑类器官研究申请] --> B[伦理评估委员会评估]
    B -->|通过| C[开展研究]
    B -->|不通过| D[修改或终止研究]
    C --> E{研究过程中是否符合道德}
    E -->|是| F[继续研究]
    E -->|否| G[暂停或终止研究]

总之，脑类器官研究既具有巨大的科学和医学价值，又涉及到复杂的道德问题。我们需要在尊重脑类器官道德地位的基础上，通过合理的监管和评估机制，促进研究的健康发展，以实现科学进步与道德责任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