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躯体技术与人类认知进化:探索思维的新边界
在人类的进化历程中,外躯体技术的发展对我们的认知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双手的进化到文化的形成,从客观知识的构建到智能放大的设想,这一系列的发展展现了人类与技术之间的紧密联系。
人类双手与文化的进化
两足行走使人类的双手得到解放,随后工具的使用带来了新的选择压力,将猿手逐渐演变成了人类的手。人类的手是至少五十万年工具使用的结果,其独特性源于文化。这意味着寻找拥有大且可完全对握拇指的猿类祖先可能是徒劳的,因为现代人类的拇指是在两足行走和使用工具之后进化而来的。
人类文化的外躯体起源
战后人类学研究中,技术问题成为理解人类本质的关键。进化生物学家朱利安·赫胥黎认为,人类进化的关键在于文化的出现,文化不仅仅是一种行为形式或大脑中某种“能力”的突然显现。人类能够分享思想,文化是一种“共享或可共享的物质、精神和社会建构集合”,包括“人工制品、精神产物和社会产物”。文化形式具有自主性,人类社会的进化不能仅用生物学来解释。赫胥黎强调“认知”表达的功能,如符号、仪式、信仰、知识系统等,它们是文化系统集体性的基础,文化是思想的传播。
英国生物学家彼得·梅达沃也质疑生物学进化原则能否解释人类在生命历史中的独特地位。他指出人类与其他动物不同,能够形成人造本能。文明的进步在于增加无需思考就能执行的重要操作数量,文化通过学习行为的自动化得以保存。梅达沃认为人类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够获得集体共享和传承的伪本能常规。他还区分了内躯体器官(如眼睛、爪子等)和外躯体工具(如望远镜、牙签等),人类的外躯体假肢使我们能够为生物目的“委托”人工制品。技术是身体功能的延伸,计算机可被视为外躯体大脑。同时,他强调内躯体和外躯体进化都是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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