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子监祭酒是个什么官

　　国子监，名义上是中国帝制时代的最高学府，又叫太学。所谓“天下贤关，礼义所由出，人材所由兴。”但实际上，这个最高学府，与学术的关系不大，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衙门。而自隋唐科举取士后，“人材所由兴”的功能也弱化了，多数进士根本就不是国子监培养的，许多地方的“监生”，挂名为国子监的学生，但可能一辈子没进过学校，要么是通过恩荫，要么是掏银子取得的资格。这个最高学府仅仅成为一个强化皇权意识形态-----即守护名教，阐释礼义的标志性机构。

　　既然如此，国子建祭酒-----最高学府的校长，也就不是个学术职务，而是一个重要的官职，且品衔不低。明清两代的国子监祭酒都是从四品。不过比起今天，这个级别也算不了什么，现在有好几十所副部级高校，每个学校的书记、校长都是过去的侍郎衔，而明代的侍郎是正三品，清代是正二品，都比国子监祭酒的品级高。国子监祭酒作为高级官员，其使命自然不是培养学术人才。事实上中国历代学术传承是在民间，即“私学”。比如孔子有教无类，汉代郑玄、刘向刘歆父子的传经，宋、明时期的书院。而国子监作为官家衙门，反而是极力打压不符合官方价值观的学术观点，和学术自由反其道而行之。刘歆的时代，盘踞在太学的五经博士是今文家，他们利用政治权力排斥古文家。所以刘歆写了一封《让太常博士书》的公开信，批评道：“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志其大者，不贤者志其小者。若必党同门、妒道真，其为二三君子所不取也。”

　　但由于国子监毕竟名义上是传播学问培养人才的机构，因此朝野对国子监祭酒这个官位的期望值和其他官员还是有区别的。多数人将其看成清贵之职，其实惠不如一个州县地方官，但能博得士林的尊重，其学问、品行至少要强于一般官员。

　　话再反过来讲，因为国子监祭酒既然是个朝廷命官，那么社会对其学问、品行的要求不可能有强制力，完全靠舆论或祭酒本人自律来维持。学问一般、品德低劣的人担任国子监祭酒这种职务也不意外。比如明万历年间的国子监祭酒汤宾尹，是与东林党势如水火的“宣昆党”重要人物，魏忠贤的打手王绍徽就出自其门下。他当考官时，为了照顾自己喜欢的考生韩敬，公然舞弊，让各房互换考卷，硬是要把韩的考卷找出来录取。他在致仕回老家后，勤于渔色，一旦知道哪里有妇女聚会，便微服去探寻，看到中意的，千方百计谋取，不管人家是否许配人家。不过，这人品行虽差，学问还得去，有不少著述留下。

　　1905年废除科举后，国子监这个官学衙门才废止。最后几任祭酒中，尚有大学问家，比如第一个发现甲骨文的王懿荣。国子监废而大学兴，但这种转化也不一蹴而就的。戊戌变法时设立的京师大学堂算是国子监和大学之间的“解放脚”，依然不脱衙门习气。京师大学堂的前几届学生，不是为读书而去，纯粹是去预备做官，所以当时的校工得老老实实称呼他们为“老爷”。清室逊位民国肇始，还是如此，当时八大胡同各妓院最好的主顾有来自“两院一堂”之说，即参议院、众议院和京师大学堂。直到蔡元培先生执掌已改名为北京大学的大学堂，这个学府才算真正摆脱了国子监的功能，成为一所为学术传承文明传播而设的现代大学。

　　现在谈到大学制度时，有人喜欢追忆蔡元培长北大时的学术气氛。殊不知，这种自由开放的气氛在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官学传统中，只是昙花一现。更多的时候，执掌官学的其官员身份远重于学者身份。不过，历史上那么多国子监祭酒，好像还没有谁说过吾监乃为全体庶民养育人材，当由全体庶民供养之类的屁话。他们心里知道，国子监监生出来当官，主要是来管治老百姓的，说为朝廷效力、为自家谋利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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