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癌免疫调控新发现：PRMT5 如何操控 TCF12 与 FGL1【AbMole】

肿瘤细胞究竟是如何巧妙地躲过免疫系统的追击？在无数次实验、数据分析与模型构建后，科学家们逐渐揭开了 PRMT5 蛋白在肝癌免疫逃逸中扮演的神秘角色，而 AbMole 的 GSK591 试剂，如同黑暗中的一盏明灯，为整个研究照亮了关键的通路。​

https://www.abmole.cn/products/gsk591.html

一、研究背景：肝癌免疫治疗的困境与分子靶点的探寻​

肝癌，作为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高不下的恶性肿瘤，每年夺走超过 83 万人的生命。许多患者确诊时已处于中晚期，手术机会渺茫，而传统放化疗的效果也不尽如人意。随着免疫治疗的兴起，PD-1/PD-L1 抑制剂为肝癌治疗带来了新希望，然而其客观缓解率仅为 14%-20%，这意味着大多数患者无法从现有免疫疗法中获益。科学家们意识到，肿瘤微环境中存在着多种免疫抑制机制，除了已知的 PD-L1 通路，必然还有其他尚未被发掘的关键分子在暗中助力肿瘤细胞逃逸。​

蛋白精氨酸甲基转移酶 5（PRMT5），作为表观调控领域的重要成员，此前已被证实与肝癌细胞的增殖、侵袭密切相关。但在肿瘤免疫微环境中，它究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研究团队注意到，PRMT5 能够通过精氨酸甲基化修饰调控转录因子的活性，而这一过程极有可能影响肿瘤细胞表面免疫检查点分子的表达，从而重塑免疫微环境。​

二、关键分子的锁定：FGL1 作为 PRMT5 下游靶点的发现​

为了探寻 PRMT5 在免疫调控中的作用，研究人员首先通过 RNA 测序分析了 PRMT5 敲低后的肝癌细胞基因表达谱。令人惊喜的是，在众多差异表达基因中，纤维蛋白原样蛋白 1（FGL1）的表达水平显著下降。这个在近年被热议的免疫检查点分子，被证实是淋巴细胞激活基因 3（LAG3）的配体，能够抑制 CD8+ T 细胞的活化与增殖。​

为了验证 FGL1 是否为 PRMT5 的直接下游靶点，研究人员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在 HepG2 和 Huh7 肝癌细胞系中，通过 siRNA 敲低 PRMT5 后，FGL1 的 mRNA 和蛋白水平均呈现浓度依赖性下降。更重要的是，使用 AbMole 的 PRMT5 抑制剂 GSK591 处理细胞后，同样观察到 FGL1 表达的显著抑制，且这种抑制作用与 GSK591 的浓度呈正相关。这表明 PRMT5 确实通过某种机制调控着 FGL1 的表达。​

三、分子机制的解析：PRMT5 对 TCF12 的甲基化修饰​

接下来，研究团队将目光聚焦到转录因子层面。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他们发现转录因子 12（TCF12）可能是连接 PRMT5 与 FGL1 的关键桥梁。TCF12 作为 bHLH 家族转录因子，能够识别 FGL1 启动子区域的 E-box 序列，而 PRMT5 作为甲基转移酶，很可能通过甲基化修饰增强 TCF12 与 DNA 的结合能力。​

为了证实这一猜想，研究人员首先通过染色质免疫沉淀（ChIP）实验证明 TCF12 能够直接结合到 FGL1 启动子的特定区域。进一步的体外甲基化实验显示，PRMT5 能够催化 TCF12 第 554 位精氨酸（R554）的对称二甲基化修饰，而当该位点突变为赖氨酸（R554K）后，TCF12 的甲基化水平显著下降，其与 FGL1 启动子的结合能力也随之减弱。免疫荧光与共免疫沉淀实验则从细胞层面证实了 PRMT5 与 TCF12 的核内共定位及直接相互作用，形成了 "PRMT5-TCF12-FGL1" 的调控轴。​

四、体内外功能验证：PRMT5 抑制对 CD8+ T 细胞功能的影响​

在体外实验中，研究人员将 PRMT5 敲低的肝癌细胞与 CD8+ T 细胞共培养，发现 CD8+ T 细胞的增殖能力、颗粒酶 B（GzmB）分泌量及对肿瘤细胞的杀伤能力均显著增强。而当重新过表达 FGL1 后，这些增强的免疫效应被部分逆转，证实 FGL1 是 PRMT5 抑制效应的关键中介分子。​

动物实验则进一步验证了这一机制的生理意义。在 C57BL/6 免疫 competent 小鼠模型中，接种 PRMT5 敲低的 Hepa1-6 细胞后，肿瘤生长速度显著减缓，肿瘤组织内 CD8+ T 细胞的浸润与活化水平明显升高。更重要的是，当使用 AbMole 的 GSK591 抑制剂处理荷瘤小鼠时，同样观察到 FGL1 表达下降、CD8+ T 细胞功能增强及肿瘤生长抑制的效果，且 GSK591 与 PD-L1 抗体联合使用时，抗肿瘤效应呈现协同增强，小鼠的生存期显著延长。​

五、联合干预的潜力：GSK591 与 PD-L1 抗体的协同效应​

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组精妙的体内实验，将小鼠分为四组：对照组、GSK591 单药组、PD-L1 抗体单药组及联合用药组。结果显示，联合用药组的肿瘤体积抑制率达到 65%，显著高于单药组的 40%（GSK591）和 35%（PD-L1 抗体）。免疫组化分析表明，联合用药组肿瘤组织中的 FGL1 表达水平最低，而 CD8+ T 细胞的浸润密度最高。​

机制上，GSK591 通过抑制 PRMT5 的甲基转移酶活性，阻断 TCF12 的 R554 甲基化，从而抑制 FGL1 的转录；而 PD-L1 抗体则通过阻断 PD-1/PD-L1 通路解除 T 细胞的抑制。两者分别作用于不同的免疫抑制通路，形成 "双重刹车" 的解除效应，使 CD8+ T 细胞能够同时逃避 FGL1-LAG3 和 PD-L1-PD-1 的双重抑制，从而发挥更强的抗肿瘤活性。​

六、研究意义与未来展望​

这项研究首次揭示了 PRMT5 在肝癌免疫微环境中的关键调控作用，阐明了 "PRMT5-TCF12-FGL1" 通路通过抑制 CD8+ T 细胞功能促进肿瘤免疫逃逸的分子机制。更重要的是，通过 AbMole 的 GSK591 抑制剂验证了靶向 PRMT5 在增强免疫治疗中的潜力，为肝癌的联合免疫干预策略提供了新的靶点和理论依据。​

从基础研究的角度，该研究拓展了对 PRMT5 功能的认知，发现其除了调控肿瘤细胞内在生物学行为外，还通过重塑免疫微环境发挥作用。这提示表观调控因子在肿瘤 - 免疫相互作用中具有多维度的调控潜力，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展望未来，针对 PRMT5 的干预策略有望与多种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化疗、靶向治疗等结合，形成个性化的综合治疗方案。同时，筛选特异性更高、毒性更低的 PRMT5 抑制剂，以及探索 TCF12 甲基化修饰在其他肿瘤中的作用，将是后续研究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