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骗是一种固有的权力独揽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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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子法则

----欺骗是一种固有的权力独揽行为

作者：迈克尔 E.普赖斯(Michael E. Price)｜November 6, 2012

Johnson Deng【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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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类生来就有寻求利益最大化和成本（付出）最小化的本性。正如利益欺骗有很多种（有模仿的，有伪装的，有私通的，以及靠忽悠的等），他们要么是为了生存，要么就是人类祖先在特定背景给他们遗传下来的。然而，不要因为欺骗是人性的产物就否认欺骗可以最小化这一事实。改造欺骗以及对欺骗者的处罚也是人性的一部分。问题不在于是欺骗还是公平更人性化，欺骗和公平同属人性。而问题的根结在于人们是否愿意为公平的使者而不是为欺骗的使者创造环境，从而使公平可以战胜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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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备受关注的问题之一是各行各业普遍盛行的欺骗和舞弊问题。许多丑闻已牵扯到了银行业（如Libor的利率操纵，避税，以及不良资产的再包装等）。兰斯.阿姆斯特朗（Lance Armsrong）是最新因涉嫌丑闻而倒下的一名大牌运动员。科技欺诈问题已经十分严峻，尤其是在我所处的心理学领域，其中包括几名非常成功的研究人士被曝光有伪造数据的行为。

为什么猖獗的骗子能够在这些领域如此兴而不绝呢？你也许会说那不叫兴而不绝，因为他们经常遭到抓捕。但我们绝都不知道还有很多被查出有罪的人可能仍然逍遥法外。还有，即使骗子仅仅是短期欺诈得手，可他们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往往是长期性的。每一例不诚实的获胜都是对诚实的否定和打击，就算这种欺诈行为终将原形毕露，但往往不能复原诚实者如愿以偿的公正性。例如，兰斯.阿姆斯特朗赢得的那些比赛不可能重新来过。

任何需要人类去努力付出的地方都容易遭受骗子的攻击，因为人类生来就有寻求利益最大化和成本（付出）最小化的本性。正如利益欺骗有很多种（有模仿的，有伪装的，有私通的，以及靠忽悠的等），他们要么是为了生存，要么就是人类祖先在特定背景给他们遗传下来的。然而，不要因为欺骗是人性的产物就否认欺骗可以最小化这一事实。改造欺骗以及对欺骗者的处罚也是人性的一部分。问题不在于是欺骗还是公平更人性化，欺骗和公平同属人性。而问题的根结在于人们是否愿意为公平的使者而不是为欺骗的使者创造环境，从而使公平可以战胜欺骗。

在任何社会体制中，欺骗者获胜的主要原因三个：第一，对欺骗者的调查与处罚机制通常比较薄弱，而且体制的游戏规则成分很高。很少设置检查程序去防止科学家篡改数据，从而使得一些运动员经常可以狡猾地逃过药检程序。第二，尽管行骗的人会伤害到诚实的人并造成长期的不良社会影响，但欺骗行为对行骗者及其支持者的利益亦可能非常之大。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职业棒球联盟突然出现史无前例的力量爆发而大获盈利，但利益却驱使他们迟迟不承认使用了固醇类激素药物来刺激爆发力的事实。第三，抓捕行骗的人通常需要耗费成本，无利可图且又冒风险。大多人宁可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也不会去督促同僚。要获取欺诈证据很难，而且站不住脚的控诉往往会损坏控诉人的名誉。行骗者具有很强的自我防卫手腕，因此如果你要追捕他们，你就得做好被反击的准备。

不过，欺骗行为之所以横行于世，还有比以上三点更微妙的原因，也是最基本的原因：某些个体的特权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组织特权腐败。人们之所以会欺骗，首先只是因为他们认为相比公平竞争，欺骗是取得成功的更有效的途径，而且欺骗行为也总是让他们尝到无尽的甜头（无人问君是与非）。欺骗行为的优势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一旦行骗人赢得了立足点，他们就会像阿姆斯特朗一样一步步地延续他们的统治与支配地位。当行骗人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大时，他们获胜的原因就成了更大的问题。行骗人的权力越大，他们对欲揭发者的威胁就越大，而且对他们来说最好是能够摧毁建立有效制裁体制的势气。此外，由于他们的权力地位也给同僚们带来了不少利益，因此他们的同僚也会在强大利益驱使下去支持他们的体制。

当然，也有可能存在太多揭发人的现象。巨额的奖励不失为揭发诈骗行为的一种有效手段，但这也可能增加诬告的风险。就破坏组织信用和伤及无辜而言，政治迫害的危害性与欺骗本身同出一辙。然而，倘若最近的欺诈丑闻所引起的危害影响一直延续下去，这似乎表明我们一直以来大多数时间都在犯这样一种错误：对欺骗者的欺骗行为侦察少之又少，而没有太多付出。

要解决任何组织中的欺骗问题，我们需要提出的关键问题应当是：行骗者的权力是否已经超出了警察按意志履行职责的能力？就银行丑闻而言，这一问题的答案通常是肯定的，因此通常需要设立外部管理机构来加以干预。不过，就其他领域如自行车赛事与科学界等的欺诈问题而言，答案尚有待于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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