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顿的喀迈拉:喜剧与山脉的生态解读
1. 景观与喜剧的悖论关系
亨利·柏格森在《笑:论滑稽的意义》中指出,景观与笑声存在着一种悖论关系。他认为滑稽只存在于人类领域,景观本身不会引人发笑,如“一片风景可能美丽、迷人、崇高,也可能微不足道、丑陋,但它永远不会让人觉得可笑”。然而,他以阿尔方斯·都德的小说《塔塔兰在阿尔卑斯山》中的阿尔卑斯山景观为例,说明当自然被机械地干预时,就会产生滑稽的主题。在这部小说中,瑞士阿尔卑斯山的冰川和瀑布被描述成由巨大地下室里的戏剧装置制造的人造景观。柏格森认为,将景观与人类和非人类、有机和机械这两组对立概念联系起来,当景观先被拟人化,再被机械化时,就会变得可笑。他将滑稽定义为“一种机械的僵化,而人们原本期望看到的是人类的机敏适应性和灵活柔韧性”。尽管我们可能不同意柏格森的前提,但他对景观和笑声的思考让我们关注到景观被中介的复杂方式,以及幽默在揭示自然环境多维现实中的作用。
大约50年后,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受《塔塔兰在阿尔卑斯山》的启发,创作了一个电影剧本,讽刺了魏玛电影中流行的山地电影类型。他设想将这部小说改编成一部国际喜剧,用意外成就和天降神兵取代民族英雄主义和人与自然的浮夸战斗。对克拉考尔来说,喜剧不仅是批判德国山地电影虚假崇高情感的颠覆性手段,还能展示电影“切割、融合和重新排列时空”的能力,以及重塑自然的分析和建构力量。
贝拉·巴拉兹在1931年的文章《范克博士的案例》中认为,阿诺德·范克20世纪20年代的山地电影揭示了景观的“面容”。如果电影能赋予山脉人类的面孔,让我们看到“事物的灵魂”,那是通过展示外部和物质关系来实现的。值得注意的是,电影和幽默都有对物质的投入。身体喜剧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自下而上、深入体验、对物质敏感且非等级化的方式来理解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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