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就功成话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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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就功成话学堂 文／庸老 一　　评价一个学校的成就，常看其培养出多少个社会名人、院士、诺贝尔奖得主等。依此标准，综观世界各国大学，未免令人有些感慨的是，工科院校似乎未能名列前茅。若仅就我国院校而论，百多年来，在工科院校中，唐院虽然也尚称名校，然而以上述标准衡之，未免亦稍嫌逊色也。 　　唐院当然也出过许多国人皆知的名人，只是其成名的原因，却是各有特色。例如茅以升，世人尽知矣，就凭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铁路大桥，再加上其后战争的破坏和修复的传奇式经历，茅老和钱塘江桥之能名垂青史，信有以也。窃以为，在造桥史上，此桥在中国的地位，直可与1400年前隋大业间李春所造的安济（赵州）桥相比。工科出身，又以工程知名者，殊不多见，茅老可算一位。只是在他之后，唐院的校友们不知又修造了多少大桥，其能为世人所知者又有几人耶？ 　　再如一位与茅老同学的校友李俨，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不但国内，国际上也算是位知名学者，只是他之得名，却非因工程，而是中国算学史。其实在中国铁路建设方面，他的贡献也不凡。当年修建东西大动脉陇海铁路时，他从低级的公务员开始，自始至终，举家随工程进度迁徙，直到这一大工程竣工，前后垂40年。建国后他以陇海路局总工程师身份告别铁路建设，调到中国科学院专门研究中国算学史，并任学部委员，直到他于上世纪60年代辞世，发表了多种学术著作。现在的国人，可能知道李先生是中算史学科的奠基人，却未必知道他对中国铁路建设的贡献——这方面，唐院学子们怕也不甚清楚也。 　　再如1911年入路矿学堂的校友杨杏佛，他之得名，却因他追随孙中山干革命，成了社会活动家，直到被敌人暗杀。当时鲁迅曾为他赋诗曰：“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这是一位值得唐院学子们敬仰的革命家校友。 　　再如林同炎，这是一位世界知名的建筑策划、设计专家，他是茅老的学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策划、设计了许多著名的建筑，闻名于世。在“全美顾问工程师最高奖状”的贺辞中，对他的成就强调的是：“……他的工程设计的创意与优雅的造型”。建筑设计似乎更偏重于艺术，而结构设计才是工程。一般来说，因一座重要的建筑而得名者，常是建筑师，而非修造此建筑的工程师也。（按：以上几位的事迹，在《唐院春秋》上均有专文记述，可参阅）。 　　说到工科出身并以工程成名不易，当然不仅唐院出身者，其他工科院校也莫不如此。例如清华，所出之名人可谓多矣，然而以工程闻名者究有几人？特别是在51年院系调整之后。 　　其实不仅中国，从世界看来也是一样。只是在近代工业社会开始阶段，一些工科的创造、发明有力的推动了工业发展，这些发明家也就闻名于世并得到后人钦敬焉。例如英国人瓦特，由于他改进了原始的蒸气机并得以推广应用，1785年被举为皇家学会会员，可谓功成名就矣，其名Watt至今犹被用作功率单位。又如英国人史蒂文森，1825年创造了第一台蒸气机车，从而改变了世界陆地交通面貌，其名至今为人所记。不过这两例只能说是凤毛麟角，试想自史蒂文森以后，铁路交通已发展到今日之磁悬浮、动车组，其间又有多少人为发展铁路工业而艰苦奋斗，创造发明，然而其中又有几位能为世人所知乎？ 　　总之，综观中外，以工程成就而得享名于世者实不多见也，现实既如此，其以工科、工程为事业而望功成名就者或亦有憾乎？对于工科学子们来说，这也许是个值得认识的问题；当然，如果抱有但求奉献，不求闻达的高尚价值观，可不论矣。 二 　　在前工业社会，工科（学校、职业）的地位显然不高，例如欧洲有许多著名的大学，但却未闻什么有名的工科，有之，也只是以技术学校名之而已。在中国，例如两个南、北交大，早期也只是称作南洋公学和路矿学堂，与京师大学堂不可同日而语也。再往前推，在我国古代，“工”的地位就更低了。古时分“民”为四等：士、农、工、商；所谓工，或称“百工”，指所有从事土木、建筑、日用器物生产等各行业的人员，其地位较高于最低级的商人，但却低于农民。等级最高的是“士”，或说是知识分子吧，他们可能进入仕途，当了官，从而成了统治阶层，不再是民矣。 　　关于士，以及士和工的关系，或许值得多探讨一些，因这与前面谈到的问题有关。我国古代的士，其所表现的最充分、最值得称道的时代是先秦，即百家争鸣之时也。诸子百家，各显其能，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但和大约同时期的古希腊相比，我们的诸子却似乎不大关心对自然现象和原理的探索，也许只有墨家在这方面还有所论述，其他人都把注意力放在了社会、政治方面。秦、汉以后，专制王朝一统天下，诸子学说也只有儒、法两家得到重视，读书做官成了士的几乎唯一出路。中国社会，从此漫漫发展了两千年，直到鸦片战争，我们才陡然发现在科学、技术、工程等方面竟都落后于西方。一部刻骨铭心、发愤图强的近代史，从此开始焉。 　　其实在古代，我国在“工”的各方面并不比别人差，许多技术、器物的发明、创造都曾领先于世界，然而最终我们还是落伍了——这是个问题，似乎曾被称作“李约瑟难题”，也是科技史家热议的一个问题，本文且不讨论，这里只想指出一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士”们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上面谈到，在我们最热闹的百家争鸣时代，古希腊的学者们已经在数学、物理、逻辑等方面作出了贡献。虽然从五世纪后欧洲陷入了沉闷的神学统治而无所建树，但到十七世纪中叶却迎来了文艺复兴，许多学者在前人基础上，在自然科学的许多方面作出了重大发现，在技术领域也有许多重要发明，从而引发了工业革命。而我们的士却把精神始终放在天人合一，王霸之道，修齐治平等方面，认为这才是“君子”之所当为；对于“工”之所为者则视之为“小人”之事，不屑一顾也。因而自古以来，我国许多“工”的创造发明虽然领先世界，发明者却湮灭无闻，只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才会为世人所知，如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毕升，幸亏有关心工艺的沈括在其《梦溪笔谈》中记了一笔，才为他留名后世焉。 三 　　《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所谓道，泛指思想、理论、方法、制度等；器即物，一切有形者也。我国古代知识分子普遍重道轻器，已是缺陷；对于大自然的道也一并忽视，不肯深究，却遗患非浅。相比之下，近代欧洲人看来则是道、器并重，形上、形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局面，从而较早的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并加速进入了知识经济社会，而我国则直到晚近才设法急起直追，与先进的差距在逐渐缩小焉。 　　如果上述判断不错，并且借用“道”泛指所有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形而上”领域；用“器”泛指工科、工程等“形而下”领域，则回到原先提出的问题：在现代社会，工科、工程的成就已尽人皆知矣，人们日益享受着工程、技术所带来的丰富物质生活，然而以这些成果而得名者仍不多见也，莫非现代社会依然重道轻器欤？ 　　这个问题，笔者也曾与一些老朋友聊起，似乎也并未得到令人满意的回答；不过在聊的过程中，忽然觉得，也许在下所提的问题，根本不是个问题? 或者说只是个“假问题”耳，因为对所谓“道”、“器”两个领域的成就，社会的评价标准和给予的回报并不相同，似未可相提并论也。例如，搞物理的若有突出发现，可能得个诺奖，诚然得名矣；搞数学的，若是猜对了“哥德巴赫”，也可名垂青史焉（但别人也就别再猜了），不过社会给予的褒奖，似乎也主要是个“名”，而在工程、技术领域，其能开风气之先者，如比尔盖茨、乔布斯，固然也可得享盛名（并不多见），此外，他们还可特别享有“专利”以及市场所给予的丰厚经济回报；至于在他们所开辟的道路上继续做出贡献的人们，虽未必再有名声，却也会得到相应的回报。因此，对他们的评价，看来也应在这方面着眼才是。 　　对人才、成果的评价若如是，则对培养不同领域人才之学校的评价似也应如是；“道”、“器”二途，固当分论也：前者着眼于未来，后者则常看当下；前者或报之以名，后者则多报之以利也。 　　记得昔年在唐院读书时，曾与一位上了北大历史系的老同学聊天，我说贵校多出大师，君宜努力也，他则谓：慎莫轻言大师，须知干我们这行，能当上学部委员，可谓凤毛麟角也；发表几篇论文，出本专著，就算是好的了，多数怕要以中学教员终其身矣；不像你们，至少可弄个工程师当当；再要有个发明创造什么的，不亦可名利双收欤？总之，无论什么学校，只要学生自己努力，做出成绩，或名或利，社会终会有所回报也。余无言以对，姑妄听之耳。 　　不过，彼时我辈所议论之大学，以及拙作上文所提到的各种现象，犹指旧时代之老大学也，而六十多年来，国中大学已有了翻天覆地之变化，其状态如何，人们议论纷纷，其最动人者或为“钱学森之问”耶？近年复有北大教授“钱思贤之思”，是皆为关心教育者所热议之话题也，唯其内容已超出拙作所提问题，姑置不论；草草结束，敬祈 　　读者赐教！得小诗一首曰： 名就功成论学堂，工科默默或堪伤？ 无关学子才能事，道器劳酬各有长。 　　 　　　　　　　　　　　　　　　　　　　　　　　　庸老 壬辰芒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