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政治作为志业

《学术作为一种志业》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918年在慕尼黑大学发表的演讲稿。演讲从现代学术生涯的高风险性出发，紧接着指出现代学术工作的诸多局限性，最后直击核心问题：在高度专业化、高度祛魅的现代社会，学术工作的意义何在、是否值得年轻的学者为它献身？

    学者生涯是一场疯狂的冒险。

韦伯认为在大学机构中获得职称主要靠运气。在大学机构中经常出现“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情况。这是因为大学的选拔机制仍然是主要由负责推荐的教授和教育官员一起作为评判者，那些一心想向上爬、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的人就更加可能被选中。

同时，大学教授还需要担负教育者的责任。而一个善于学术研究的人不一定有教学的天赋。（在国外一些国家）教授薪水的学费收入和听课人数挂钩。同时，听课人数是一个可以量化的指标，而学者的素质和创新能力却难以量化。况且，学生是否去听某个教授的课往往只是取决于相当外缘的因素（性情、风评、语音语调）。对于有志于学术的年轻人，韦伯劝他们再想想：当你的平庸同僚踩到了你头上，当你上课教室里空空如也，你还能说出：“我活着只为我的学术志业。”这样的豪言壮语吗？

    现代的学术工作已经高度专业化。学术工作者也许一生只有一次，能够在一个高度专业的领域完成一点可以传世的成就。也只有该领域的专家能够认识并欣赏到这样的成就。并且，这些研究终将被后来的研究超越，成为以后研究的“垫脚石”。

可见，学术工作是一项投入和产出严重不成比例的工作。日复一日的思考研究，只能换来进入学术赌场的门票。要想真正在学术赌场里赢得大奖，还得靠“灵感”。

在这里，韦伯驳斥了认为学者的个人生活体验可以激发学术上的灵感。他认为，只有纯粹向具体工作献身的人，才有学者的“人格”。学者不能以“个人体验”来证明自己的工作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而是应该通过发自内心对学问的献身来铸造自己作为学者的尊严。

虽然学术道路颇不平坦，但是对于真正以学术为志业的青年来说也不是不可克服的。真正严肃的问题是：在祛魅的现代社会中，学术有何意义？在人的整体生命中，学问的使命和价值是什么？

    一群人被铁链锁在山洞里，面向石墙，光的源头就在他们身后，他们却看不见。他们只关心光射在石墙上所显现的影像，并努力揣想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终于，其中一人成功地粉碎了他的桎梏，转过身去，看见了太阳。目眩神摇之下，他四处摸索，结结巴巴地把所看到的讲出来。别人都说他疯了。渐渐地，他习惯了用眼睛去注视这道光源，然后，他的使命是回到洞穴的囚犯中，引领他们走向光明。这个人是哲学家，而太阳代表学问的真理。唯有在这真理之中，我们才不以幻觉与影像为足，而是追求到真实的存在。

    柏拉图《理想国》第七卷开头，韦伯引述

在古代，学问显然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了解学问将帮助你看到“真实”世界，这无疑非常激动人心。

不幸的是，现代学术完全没有那么激动人心。现在现实生活的影像、洞穴上的影子反而显得活泼可爱，而学术好像一个人为抽象出的虚无缥缈的世界。一切所谓学术是“通往真实存在之路”、“通往上帝之路”、“通往真实幸福之路”都显得有些过时了。前沿学术研究对于指导一个人如何生活、如何认识世界已经没有太多帮助。我们不禁要问“知道这么多有什么用？”

学术不仅在大部分人该如何生活的问题上无甚可说，而且还通过祛魅让人陷入一种价值虚无的恐慌和无力之中。在古代社会，一个人死前应当是安详的，毕竟他已经把生命体验得很充分了。而一个（关心学术的）现代人，却会想：“我花了一辈子，对这个世界了解得只是凤毛麟角啊！而且就连我所了解的这一点点，过不久也要被颠覆了！”

事实上，韦伯也无法给现代学术工作找的一个类似于“让人认识真理，让人理解生活”这样激动人心的理由。他只是表示，所有的学术工作都需要一个价值预设。就像发展医术是因为“能够把人救活是有意义的”，学术工作也必须预设“追求知识是有意义的”。学者回答“如果我们希望在技术层面上掌控生活，我们应当怎么做？”，而不回答“我们为什么要在技术层面上掌控生活？”

最后，韦伯冷静地提醒所有听众：不要为“通往真理”这类崇高的理想而心潮澎湃，在这个理性化的世界里，只有全身心投入于自己手头的工作的人站得才和真理最近。

    “守望的啊！黑夜还有多久才过去呢？守望的啊！黑夜还有多久才过去呢？”

    “黎明来到了，可是黑夜却还没有过去！你们如果再想问些什么，回头再来吧。“

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韦伯提醒我们，在理性化的现代社会，不要仅仅活在对“救世主”，或者是对崇高理想和使命的期盼之中，在期盼与等待中没有结果。我们应当做的，是做好眼下的工作，投入于实际的生产生活当中，这样即使在信仰的黑夜里，也至少还能有油灯照明。

“政治作为一种志业”是马克斯韦伯“精神工作作为志业”演讲系列的第二弹，于1918年至1919年之交的革命冬季，在慕尼黑对自由学生同盟发表。

韦伯首先指明：自己所讨论的政治指的是对国家所具有的权力的分享。而国家指的是在一个固定疆域内垄断了武力的正当使用权利的人类共同体。

    韦伯认为权力支配的正当性来源有三：

    1. 历史权威（传统型）：由于沿袭过去习惯而产生的权威。

    2. 个人魅力型（Charisma）：由于群众对某人身上显示出来的启示、气质或特殊事迹产生的权威。

    3. 法制型：由于人民对法律的信仰产生的权威。

不管是通过三种正当的方式，还是通过种种不正当的方式，在国家（或者国家的代表：君主）获得权威后，就会发生近代国家对行政工具的收夺和垄断。政治经营的工具和经营政治的人互相分离。国家（或者国家的代表：君主）拥有所有政治经营的工具，而经营政治的人则可以被替换。

而韦伯所谓的“志业政治家”、“职业政治家”，指的就是这些经营政治的人。

    政治作为副业VS政治作为主业

    政治作为副业：在政治集会中鼓掌、投票、发表演说、发表抗议、发表提案，以政治为偶事的“临时”政治家。比如：（部分）人大代表。

    政治作为主业（职业政治家）：完全为国家（或者国家的代表：君主）做事的人。比如：外交部长。

接下来韦伯的讨论是在西方的政治语境下说的，故这里简单带过。

    谁比较能成为职业政治家呢？

    僧侣、文人：印度的婆罗门、中国的文官。在古代时期常常成为政治家。主要是因为他们识字。

    宫廷贵族：君主剥夺了贵族对行政工具的控制权后将他们请入宫廷处理政治外交事务。

    士绅：英格兰特有。君主为对抗封建豪族而拉拢的阶层。

    法律家：欧陆特色。受过大学教育的法律家带动了政治经营以理性国家为发展方向的革新。

    法律家与官吏的不同

    法律家（律师）善于用技术性的手段提倡某一主张或者立场。也就是用“有利”的手段处理“有利”或者“不利”的主张。由于，现代西方的政治很大部分是公开用言词或者文字进行的一种活动，所以在政党出现后的西方政治中，法律家（律师）经常处于重要地位。

    官吏主要是执行上级命令。他们作为政治家，往往会因为技术上“不利”的处理方式，把一个“有利”的主张弄成一个“不利”的主张。

原来，韦伯所谓的政治家，是采取立场、进行斗争、好恶分明的政治领袖。而服从上级、执行任务的人被归为“官吏”一类。

由于政治领袖需要采取某种立场，其对于自己的作为必须负有责无旁贷的个人责任。

韦伯认为，政治家需要三种素质：热情、责任感和判断力。其中热情指的是一种对一件“踏实的理想”的切事热情（而非“以理知上的有意思为尚的浪漫主义”）。责任指的是政治家感到对于实现这一“踏实的理想”负有责任。判断力指面对现实，对于人和事有基本的距离判断。

可见，这三种素质中，最核心的就在于“踏实的热情”。这是一种强韧自制的热情，是徐徐燃烧的火焰，要在不断地与虚荣心、自我陶醉、纯粹的权利欲望的不懈斗争中铸造出来。真正的政治家懂得保持距离、懂得脚踏实地、懂得远离“没有结果的亢奋”。

前面已经说到，政治家需要采取某种立场，然后通过一些手段来贯彻自己的立场。那么，对于这种行为，在道德上有什么考量呢？

    心志伦理与责任伦理

    心志伦理：动机上的正当性。

    责任伦理：结果上的正当性。

有的时候好的动机很难避开有瑕疵的手段。如果根据心志伦理来推理的话，那任何行动上会用到有道德瑕疵的手段的目的都应该被放弃（假装看不见道德瑕疵从逻辑上来看是一种掩耳盗铃）。然而，如果完全按照心志伦理的标准，那政治家将难以有任何作为。

而在该作为的时候不作为，在责任伦理上也是不正当的。于是，政治家便陷入了一种局面：责任伦理要求牺牲一定的心志伦理。

《理想国》中指出：道德对于个人的意义，在于维持其内部精神活动的平衡性。那么，政治家在心志伦理上做出的让步，势必要破坏其内部精神活动的平衡。

政治家必须意识到，在这种伦理上的吊诡压力下，其内在的所有改变都是要由他自己来负责的。政治是为合法拥有武力的国家而进行的工作，是在“撩拨魔鬼的力量”。

一个能够以政治作为志业的“真正的政治家”，不是沉浸在“没有结果的亢奋”中的幻想家，不是只想启蒙大众而不认为自己负有任何实质性责任的布道者，不是大言炎炎自我陶醉之辈。这些精神状态，缺乏从事政治的内在力量，是对于政治真正承担之事缺乏了解的表现，既引不起人的兴趣，也无法让人感动。

    真正能让人无限感动的，是一个成熟的人（无论年纪大小），真诚而全心地对后果感到负有责任，按照责任伦理行事，然后在某一情况来临时说：“我再无旁顾；这就是我的立场。”

只有将心志伦理与责任伦理拼合起来，才能构成一个道地的人，构成一个能够“从事政治之使命”的人。

    谁有自信，能够面对这个从本身观点来看，愚蠢、庸俗到了不值得自己献身的地步的世界，而仍屹立不溃，谁能面对这个局面而说，“即使如此，没关系”，谁才有以政治为志业的“使命与召唤”。

韦伯所说的献身于“愚蠢、庸俗”的世界，并非是学者的自命清高，反而是一位学者，在清醒地认识到世界的不完美之后，仍能挺身而出，肩负起这个世界加在自己肩膀上的一份重量。就如罗曼罗兰所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以后，依然热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