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迁移、社会阶层与居民幸福感的关联探究—基于CGSS数据的 数据实证分析

劳动力迁移、社会阶层与居民幸福感的关联探究—基于CGSS数据的 数据实证分析

摘要：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21 年数据，探究劳动力迁移、社会阶层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通过对样本的细致分类与分析，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实证考察劳动力迁移对社会阶层和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对社会阶层的中介作用进行深入剖析。研究发现，未换户迁移者在主观幸福感上不仅低于已换户迁移者和城镇居民，甚至不及农村居民。在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消除样本系统性差异后，结果依然稳健，其中外地迁移和孤身迁移的个体面临更高的幸福损失。迁移虽有助于改善职业阶层认同和流动，但对主观阶层感知不利。此外，已换户迁移者与城镇居民在主观幸福感和社会阶层方面呈现出较强的趋同性，这暗示户籍制度背后公共资源可及性的差异是导致迁移者幸福弱化的重要因素。进一步研究表明，社会阶层在迁移幸福效应中存在间接作用，且主观阶层认同和流动的中介作用更为显著。本研究为理解劳动力迁移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对相关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劳动力迁移；社会阶层；居民幸福感；中介效应；CGSS2021 数据

1 引言

农村劳动力大规模乡城迁移，是中国近年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支撑力量。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强调，要解决好“三农”问题，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十四五”时期要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意味着，实现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仍需以农村劳动力迁移为重要切入点，同步推进迁移劳动力的城市融合与户籍转换[1]。然而，近年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迁移进程逐步放缓，其向城镇迁移的意愿并不强烈。如何解释这一现象，进而提升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迁移和居留意愿，对提高我国城镇化水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以往观点认为，农村劳动力迁移多出于趋利动机，城乡工资收入差距是主要动力。但近年有学者发现，城市收入优势对农村劳动力迁移的拉力正逐渐减弱，工资差距虽能吸引更多农村劳动力，却无法提高其留城意愿[2]。相反，随着经济发展，农村劳动力低层次的生存需求已得到满足，公共服务、社会阶层、社会福利等非收入因素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对于最终突破户籍壁垒获得城市户口的农村迁移劳动力而言，其留城生活的主要动力源于与户籍关联的社会福利改善。由此可见，仅从收入视角探讨农村劳动力迁移和居留决策的影响因素是不全面的，无法全面反映个人生活状态；而幸福感作为衡量个体生活状况的客观与主观综合指标，是生活质量的合理度量[3-4]。鉴于此，本文尝试通过比较不同群体间的主观幸福感差异，评估迁移行为和户籍差异带来的幸福感变化，并引入社会阶层中介机制，为解释劳动力迁移进程放缓提供新视角，为提升全民幸福感提供经验支持与理论支撑。

2.文献回顾
2.1劳动力迁移与主观幸福感

   在劳动力迁移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领域，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展开了丰富探讨。施永（2021）[5]聚焦新生代农民工，研究其文化消费社会认同及提升策略，虽未直接阐述迁移与幸福感关系，但文化消费作为迁移者城市融入的重要方面，对其主观幸福感有着潜在影响。朱迪和王卡（2021）[6]以网约配送员这一新兴职业群体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社会认同，而社会认同是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关键心理因素，该研究为理解新服务工人这一特殊迁移群体的幸福感提供了新视角。刘宏等（2013）[7]基于微观数据实证分析财富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尽管研究对象并非直接针对迁移劳动力，但财富作为迁移者在城市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其与幸福感的关系研究为理解迁移劳动力的主观感受提供了参考。裴志军（2010）[8]以浙西农村为样本，研究家庭社会资本、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农村劳动力迁移后家庭社会资本的变化以及相对收入的改变，都会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官皓（2010）[9]研究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区分绝对水平和相对地位，迁移劳动力在城市的收入变化，无论是绝对收入还是相对收入地位的改变，都与他们的主观幸福感紧密相关。巫强和周波（2017）[10]基于CGSS数据研究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伊斯特林悖论，进一步深化了对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理解，为分析迁移劳动力的幸福感提供了理论和实证基础。这些研究从不同侧面为探讨劳动力迁移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证依据，但针对不同迁移特征和户籍属性下劳动力迁移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仍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2.2社会阶层与主观幸福感

社会阶层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众多学者从不同维度展开研究。马万超等（2018）[11]深入探究收入差距对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揭示了社会阶层差异在其中的作用，为理解社会阶层与主观幸福感的关联提供了重要思路。周世军等（2019）[12]基于广义有序模型验证“Easterlin悖论”，该悖论涉及收入与幸福感关系在不同社会阶层中的表现，其研究为分析社会阶层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角。 宛燕等（2010）[13]对SWB（主观幸福感）和PWB（心理幸福感）两种幸福感取向进行整合研究，社会阶层作为影响个体心理状态的重要因素，与这两种幸福感取向都存在关联。邢占军（2011）[14]研究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社会阶层在其中起到调节作用，不同社会阶层的居民对收入的感知和幸福感的体验存在差异。吴丽民和陈惠雄（2010）[15]以浙江省小城镇为例构建收入与幸福指数结构方程模型，社会阶层是模型中的重要变量，反映了不同阶层在收入与幸福感关系上的特点。 闰丙金（2012）[16]研究收入、社会阶层认同与主观幸福感，强调社会阶层认同在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丰富了对三者关系的理解。罗楚亮（2009）[17]基于中国城乡住户调查数据研究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社会阶层在其中影响着个体对收入的相对比较和主观感受。黄婷婷等（2016）[18]研究经济地位和计量地位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年龄差异，社会阶层通过经济地位和计量地位等方面影响不同年龄段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社会阶层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但针对劳动力迁移这一特殊群体中社会阶层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仍需结合具体迁移情境进一步深入探讨。

2.3劳动力迁移与社会阶层

劳动力迁移与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着复杂且相互影响的关系，相关研究成果丰硕。尤亮等（2018）[19]以陕西两个整村农户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绝对收入、社会比较与农民主观幸福感，虽然主要聚焦于主观幸福感，但农民作为劳动力迁移的重要群体，其在迁移过程中社会阶层的变化会通过绝对收入和社会比较等因素影响主观幸福感，为理解劳动力迁移与社会阶层的关联提供了间接依据。张学志和才国伟（2011）[20]基于广东成人调查数据研究收入、价值观与居民幸福感，劳动力迁移会带来收入和价值观的改变，进而影响社会阶层认知和居民幸福感，该研究从侧面反映了劳动力迁移与社会阶层的关系。张波和周恩毅（2017）[21]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因素，新生代农民工是劳动力迁移的典型代表，其社会阶层状况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该研究为分析劳动力迁移与社会阶层的关系提供了具体案例。曾慧超和袁岳（2005）[22]发布的2004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报告，虽然未直接针对劳动力迁移与社会阶层展开研究，但居民生活质量与社会阶层密切相关，劳动力迁移作为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其与社会阶层的关系可从中窥见一斑。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为探讨劳动力迁移与社会阶层的关系提供了参考，但针对不同迁移特征和户籍属性下劳动力迁移对社会阶层的具体影响，以及社会阶层在劳动力迁移与主观幸福感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等方面，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3.数据与变量

3.1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21 年数据。CGSS 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搜集，是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型连续性社会调查项目，自 2003 年起开始进行全国性调查，其内容涵盖广泛，主要包含个人和家庭两个层面的信息，像个人的幸福感知、职业、阶层认知、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人口规模、家庭的收支和资产情况等。本次研究聚焦于 2021 年的调查数据，该数据能够为研究提供丰富且及时的信息，大容量的样本有助于提高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和可靠性。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在 16-65 岁的受访者，并且剔除了学生身份的样本，以确保研究对象主要为处于劳动力市场中的群体，符合本研究关于劳动力迁移的主题。

3.2 变量选取及其描述

（1）主观幸福感：本文依据 CGSS2021 问卷中对主观幸福感的问题及选项设计，将该变量设定为一个 5 取值的有序变量。具体赋值规则为：非常不幸福赋值为 1，比较不幸福赋值为 2，说不上是否幸福或一般幸福赋值为 3，比较幸福赋值为 4，非常幸福赋值为 5。通过这种赋值方式，能够较为细致地衡量受访者的主观幸福程度。

（2）社会阶层：根据研究目的，本文将社会阶层分为阶层认同和阶层流动两个维度。
  一是阶层认同指标，包括职业阶层认同、主观阶层认同以及预期阶层认同三个方面。职业阶层认同是基于受访者当前的职业类型来进行判定；主观阶层认同是受访者对自身当前所处社会阶层的主观评价；预期阶层认同则是受访者对自己未来 10 年可能所处社会阶层的预期评价。
   二是阶层流动指标，包括代际职业流动和主观阶层流动两个方面。代际职业流动是通过比较受访者和其父代的职业阶层来判断流动方向。本文参照金朋等的定义规则，将职业划分为三个阶层：第一阶层主要包括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负责人，私营企业主，技术人员以及军人；第二阶层主要包括个体工商户，一般办事室人员以及办事人员等相关人员；第三阶层主要包括商业、服务业人员，农、林、牧、渔业劳动者，以及非正式就业人员和无业人员等。借鉴邵宜航、张朝阳的界定方法，若子代（受访者）职业阶层高于父代，则表示代际职业阶层向上流动（赋值为 1）；若子代等于父代，则表示代际职业阶层未发生改变（赋值为 0）；若子代低于父代，则表明代际职业阶层向下流动（赋值为 - 1）。父代职业阶层通过比较受访者父亲和母亲的职业阶层取其高者而得。
  三是主观阶层流动是根据受访者对自身当前和 10 年前的主观阶层评价进行比较来判断。将受访者当前的主观阶层评价与 10 年前的主观阶层评价由低到高分为 1-10 共 10 个等级。同样，若当前的主观阶层高于 10 年之前，则表示主观阶层向上流动（赋值为 1）；若当前的主观阶层等于 10 年之前，则表示主观阶层未发生变化（赋值为 0）；若当前的主观阶层低于 10 年之前，则表示主观阶层向下流动（赋值为 - 1）。

（3）迁移特征与户籍属性：为了识别不同的分类群体，本文根据现居地、户籍所在地、户籍性质以及户籍转换经历等对样本进行界定。具体而言，首先根据受访者现居地与户籍所在地是否相同，区分出迁移者和非迁移者；再依据户籍性质（农业户籍或非农业户籍）以及是否发生过户籍转换（如从农业户籍转换为非农业户籍），将研究对象进一步细分，以便深入探究不同迁移特征和户籍属性下劳动力迁移、社会阶层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不同分类群体在主观幸福感和社会阶层变量上的差异，本文构建了表1（如表1）。从表中可以看出，不同群体在主观幸福感和社会阶层相关变量上存在一定差异。例如，城镇居民在主观幸福感上的均值相对较高，而未换户迁移者在某些阶层流动指标上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这些差异为后续深入分析劳动力迁移、社会阶层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提供了初步的直观依据。

表1 各分类群体的主观幸福感和社会阶层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

变量	农村居民	未换户迁移者	已换户迁移者	城镇居民
主观幸福感	3.756（0.878）	3.721（0.865）	3.845（0.798）	3.823（0.785）
阶层认同 - 职业阶层认同	1.423（0.412）	1.456（0.632）	1.567（0.723）	1.578（0.712）
阶层认同 - 主观阶层认同	4.012（1.632）	3.921（1.687）	4.498（1.634）	4.432（1.654）
阶层认同 - 预期阶层认同	5.345（2.012）	4.912（2.045）	5.298（1.956）	5.245（2.001）
阶层流动 - 代际职业流动	0.034（0.721）	0.123（0.687）	0.212（0.654）	0.023（0.412）
阶层流动 - 主观阶层流动	0.512（0.654）	0.487（0.678）	0.356（0.701）	0.287（0.712）
观测值	15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