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授：为什么我不再劝学生读博和做学术了？

2018年6月，卡迪夫大学的讲师马尔科姆·安德森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个名字让我印象深刻，因为1969年我在华威大学开始执教时，一位同事也叫这个名字。

这是个悲伤的事件，但我们都明白，抑郁可能降临到任何人身上。然而外界的讨论却有些奇怪：人们说大学讲师正承受着巨大且几乎无法忍受的压力。

同时，我也受邀评论一项调查，调查显示英国大学生对自己大学所提供的一切，不满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我们仿佛陷入了最糟的境地：一边是疲惫不堪的“生产者”，另一边是闷闷不乐的“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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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与我二十二岁时所选择的职业截然相反——那时我以为这是世界上最愉快的工作，而且至少二十年里，它确实如此。

有意思的是，我还没正式入职就被“晋升”了：我受聘时是助理讲师，可等我度完假回来，这个职级已经被取消，所有人都成了讲师。薪水并不算高，折算成现在的币值大约两万四千英镑，但我在校园里得到了一套免费公寓，只需承担一些最基本的学生事务。

我的教学任务很轻，条件是要开设一门我感兴趣的新课程。我选了环境政治。由于教学负担不重，加上一学年只有二十四周的授课时间，准备这门课很轻松。

我还记得第一批的七个学生。他们很可爱：与后来的学生相比，他们没有债务，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而且对课程内容的兴趣，远大于对我可能给出的分数。出勤率甚至超过百分百，因为总有不选课的学生来旁听。

学生们的政治观点差异很大，但我从没担心过会冒犯到谁。据我所知，其他人也从未有过这种顾虑。

这门课的内容很快变成了文章，到我二十五岁时，又集结成书出版了。我原以为这本书现在早已过时，但就在2024年，我还收到了它的版税，够两个人好好吃上一顿。实际上，出书后最让我有压力的事，反而是必须准备新的讲义。

还有比这更惬意的工作吗？难怪我当过校长的妻子总爱说：“他这辈子一天都没工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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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五年后的今天，我这个年纪的人已经不可能得到那样的工作；就算得到了，我也不会接受。如果现在我想成为一名学者，首先得攻读博士学位，那本质上就是写一本只给一位导师和两位考官看的书。

接着，我得在一些课程上当助教，这些课程的内容我很可能毫无兴趣，因为它们由上级决定，并间接受到海外学生市场的左右——大学太需要他们的学费了。

我的课堂里最少也会有二十五名学生，而不是七个，不过实际上很多人根本不来，人数会少些。如果我真能得到一份有些许保障和自主性的工作，那也要等到三十二岁，而不是二十二岁。

难怪在我职业生涯的后期，我发现几乎无法说服那些更出色的学生留在大学、投身学术。在我所在的这类名校，“高学历”已成了一个带着苦涩意味的笑话。

本科生经过精挑细选，能力出众；硕士和博士生则多是付费的海外学生，或是来自声望较低院校的“升级者”，教他们的过程，往往掺杂着大量补习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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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究竟是如何搞砸了这份美好的职业，搞砸了我们曾引以为傲、堪称世界一流的大学体系呢？

变化当然是渐进的，但其中也有几个关键节点。大背景是“大众化”，即大学规模的急剧扩张。这必须由学生自己买单，也意味着学位的价值大不如前，教学环境也远不如过去那样亲近密切。无论我们多么遗憾，这就像社交媒体的发展一样，进程已无法逆转。

但也存在一些糟糕的决策。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认为如果英国要在物理学等领域保持顶尖水平，就必须将研究力量集中到大约四个院系，并投入资源使其达到世界前沿。于是便有了“研究选择性评估”（Research Selectivity Exercise）。

但后来，这个做法被推广到所有学术领域，成了“研究评估考核”。这根本没有必要：神学家和文学史家不需要集中；如果他们真有见解要说，也不需要什么激励才会说。

学者们总会互相评价工作，但让其中一部分人代表官方来做这件事，恐怕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主意之一。

它导致了巨大的资源浪费，人们大量炮制对任何人都无用、甚至无人阅读的“研究”，这完全是学术生产的“苏联化”。

更糟的是，它引发了文化上的改变：同事情谊被管理层的蛮横所取代。而比这更糟的是，它导致教学被严重贬低。我记得，我第一次产生“不想当学者了”的念头，就是听到同事们讨论：我们是不是该把班级人数翻倍，或者改成两周上一次课，好给研究腾出所谓的“必要优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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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改善大学令人担忧的现状，或许可以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让研究本身（以及随之而来的荣誉）成为那些能产出原创成果的人足够的激励。

我也认为必须调整职业结构。如今人们听说我二十二岁就拥有了事实上的终身职位，会感到难以置信。

我是怎么得到的？

我符合两个条件：我拥有一等荣誉学位，并且已有一年教学经验，前一年，我在母校牛津大学学院得到了政治学辅导员的职位。按比例算，我属于同龄人中那0.16%获得该学位的人。

如今这个比例已接近16%，增长了一百倍。有能力者进入学术界的捷径已被抹去，主要原因是分数贬值。

或许可以用一个全国性的高等教育考评机构来替代，该机构设置涵盖学科整体的考试，而非局限于某个狭窄模块。这些考试将是自愿参加的，而且多数人会不及格——而这，正是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