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的行政楼走廊,我的影子被应急灯拉得细长。第七次修改的青年教师考核表还开着,光标在"横向课题经费"的空白栏上不停闪烁,像条咬尾蛇。玻璃幕墙外,教学楼早已隐入黑暗,只有零星几个窗口亮着——那是熬夜改论文的同事,和我一样,正在用咖啡对抗最后一丝良知的啃噬。
今天的课堂又有七部手机在桌下亮着。我望着那些低垂的年轻头颅,忽然想起二十年前自己抢前排座位时,钢笔尖戳穿笔记本纸页的沙沙声。现在他们交来的课程论文,连查重系统都懒得标红的拼凑文字里,藏着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我们互相配合完成这场名为"高等教育"的过场动画。
教务系统里的评教分数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滑。"讲课不够生动""作业批改不够及时"的评语下方,是去年新增的八个科研考核指标。系主任上周找我谈话时,眼镜片后的目光掠过桌面上那叠学生送的教师节贺卡,像掠过一叠过期的餐巾纸。
有人把大学教师比作骑自行车的人,左手扶着教学,右手握着科研,车筐里塞满行政事务,头顶还要顶着人才项目的金苹果。但没人告诉我们,当车轮碾过理想主义的碎石路时,最先破碎的究竟是车铃铛清脆的响声,还是后视镜里那个初登讲台时涨红脸的自己。
走廊尽头传来清洁工推车的声响,我关掉电脑。屏幕熄灭的瞬间,瞥见玻璃上映出的鬓角白发,比昨天又多了几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