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魂，铸文化脊梁：钱穆与他的学术坚守与家国情怀

钱穆，这位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熠熠生辉的人物，于 1895 年 7 月 30 日出生在江苏无锡。他字宾四，晚号素书老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祖籍浙江临安，乃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 。钱穆的一生，是为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弘扬不懈奋斗的一生，其在历史学、思想、教育等诸多领域造诣深厚，成为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 “史学四大家” 。

钱穆的学术之路始于乡村教育。1912 年，年仅 18 岁的他便投身教育事业，在乡村担任小学教师，此后辗转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中学任教。尽管未曾接受过正规大学教育，钱穆凭借着对知识的强烈渴望与惊人的自学能力，在教学之余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类书籍，从《孟子》《史记》到乾嘉诸儒著作，广泛涉猎，为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1930 年，钱穆凭借《刘向歆父子年谱》一鸣惊人，经顾颉刚推荐，成功受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就此踏入学术界，开启了辉煌的学术生涯。此后，他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高校任教，讲授学术思想史，逐渐确立了自己在学术界的重要地位 。

《国史大纲》正是诞生于那风雨飘摇的抗日战争时期。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北平沦陷，钱穆随北京大学南渡，一路颠沛流离至云南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他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国土的沦丧、文化的损毁以及百姓的苦难，内心满是悲愤与忧虑 。

怀着 “中国人写中国最后一本史书” 的悲壮使命感，钱穆在昆明岩泉寺开始全身心投入《国史大纲》的撰写。他深知，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若不幸战败覆亡，至少要为后人留下一部能展现中国悠久历史与灿烂文明的史书，让中华民族的精神得以延续，激励后人复兴中华 。1939 年 6 月，经过钱穆废寝忘食的努力，《国史大纲》终于完稿，并于 1940 年 6 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20 世纪中叶，中国社会深陷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困境，西方思潮如汹涌浪潮般强势涌入，猛烈冲击着传统的文化与价值观，致使国内部分民众对本土历史文化的认同感大幅降低，民族精神呈现出涣散之态 。与此同时，国家面临着严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挑战，急需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来凝聚人心、激发斗志 。在此艰难时局下，钱穆先生怀着炽热的爱国情怀与强烈的使命感，以 “抗战精神” 为强大动力，毅然投身于《国史新论》的创作之中 。他深切意识到，国人对本国历史的陌生与疏离，已然成为民族精神萎靡、国家发展受阻的关键因素 。因而，他期望借由这部著作，为国人呈上一部系统且全面的中国通史，以此唤醒民众心底的民族意识与爱国热忱，重塑民族自信，增强民族凝聚力，助力国家冲破艰难险阻，实现复兴之梦 

《大学》直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而归宿到“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庄周亦说“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即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外王即是治国、平天下。治国、平天下，亦只在实现人生文化理想。此种理想，必先能在各个人身上实现，始可在大群人身上实现。若这一套文化理想，并不能在各个人身上实现，哪有能在大群人身上实现之理？因为大群人只是各个人之集合，没有各个人，即不会有大群人。

人生本来平等，人人都可是圣人，治国平天下之最高理想，在使人人能成圣人。换言之，在使人人到达一种理想的文化人生之最高境界。这一工夫，先从各个人自身做起，此即所谓修身，所谓挈矩之道。大方小方一切方，总是一个方，一切人总是一个人。认识一方形，可以认识一切方形。一个人的理想境界，可以是每个人的理想境界。政治事业不过在助人促成这件事，修身则是自已先完成这件事。此理论由儒家特别提出，实则墨家、道家，在此点上并不与儒家相违异。此是中国传统思想一普通大规范，个人人格必先在普通人格中规定其范畴。圣人只是一个共通范畴，一个共通典型，只是理想中的普通人格在特殊人格上之实践与表现。圣人人格即是最富共通性的人格。

——钱穆先生《国史新论》

钱穆先生一生以笔为剑，以史为盾，在动荡不安的时代中，始终坚守着对中华文化的信仰与传承。无论是《国史大纲》中对民族精神的深情守护，还是《国史新论》里对传统智慧的深刻挖掘，都彰显着他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的宏愿。他的学术研究，不仅是对历史的回溯，更是对未来的启迪；他对修身与治国平天下关系的阐述，为后人指明了个人价值与家国责任交融的方向。钱穆先生的思想与著作，如同一座不朽的灯塔，照亮了中华文化前行的道路，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国人在传承与创新中，找寻民族复兴的精神密码，让中国文化的璀璨光芒，在历史的长河中永恒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