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三《我们唱》-野孩子（白银饭店）

窗户栏杆有两个螺丝，下面那个可以拧下来。拧下来，窗户就能搬开了。张玮玮从窗户钻出去，跳到院子里，把窗户虚掩上。悄悄地。爸爸妈妈和姐姐都睡得很熟。他再从后院翻墙出去，悄悄地。他就站在白银的夏夜了。 

白银是戈壁上一张摊开的手掌，平坦，干净。风在手掌心转着圈儿呼哨。路过的火车远远地鸣一两声笛，它们有点像，但是互相听不见。 

那时候，对张玮玮来说，白银就是这世界上最大的地方。 

十一岁的张玮玮在夜里奔跑，跑向亮着光的工厂。工厂里有上大夜班的「老小伙儿」——他们二十四五岁，已经上了六七年的班。夜班无聊，大部分时间都是闲着，时不时看一眼手表，到点儿了，站起来，把某个阀门拉起来，或者把某个按钮按下去。 

张玮玮和他的同伴们从家里溜出来时，会记得偷个西瓜。工厂车间门口有个不喷水的喷泉，水特别凉，西瓜在水里冰一会儿，捞出来，切好，献到老小伙儿面前，他们顺势就蹲在身边，不出声了，听大哥们聊。白银外的见闻，白银内的江湖恩怨和八卦……这些老小伙儿聊起来，天花乱坠。老小伙儿个个都是语言大师，每人各有一套思路，说话腔调，语言风格和幽默的方式，都得跟别人不一样，若有雷同，是会被圈子里瞧不起的。 

1987 年的白银还没有社会青年，年轻工人就是最有趣、最时髦的群体。他们的装束也自成一派：军帽、衬衣、军裤、布鞋，下了班就全换上。黄军帽，在玻璃板底下压得特别挺，压线有讲究：前脏腑后光阴中间爱情线——前面是胆量，后面是钱，帽檐上竖着压出一条印叫血槽，就是刀疤，要挨过刀的才行。腰间要系红纱巾，而且一定得是一个姑娘送的红纱巾，当做腰带，露在衣服外面。实际上，那是几年前全国年轻人流行的打扮。但是白银远啊。白银人主要的信息来源是西北五省的核心西安，去趟兰州是进城，去趟西安就是进了省城。外面世界的风尚，从北京传到西安，从西安传到兰州，从兰州再传到白银，起码要滞后一两年。 

白银没有方言，所有的老小伙儿都说纯纯的普通话。白银也没有一块砖一块瓦有超过六十年的历史。白银人来自全国各地。张玮玮家的隔壁是东北人、上海人和四川人，哪儿的人都有，就是没有白银本地人。他 1976 年出生在白银。 

八十年代的白银，白衬衣、红纱巾、绿军裤、黑布鞋；一帮二十多岁的小伙儿走在街上。张玮玮再没有见过比那更漂亮的衣服。那时候他对于未来只有一个想法，早点接班进工厂，当个时髦的工人小伙儿。 

郭龙可不想当工人，他的理想是混黑社会，而且要去香港混。 

郭龙比张玮玮大半岁，他是土生土长的甘肃人，出生在榆中县。二十年后白银连环杀人案破获，案犯高承勇也出生在那里。 

郭龙的职业生涯从他十岁那年开始。白银的男孩都打架，那个环境里没有选择，要么杀出一条血路，要么成为路上的血。郭龙只有两个姐，没有哥，每次被欺负了没人撑腰，只能蹲在地上委屈。一次巷战中，洗劫了郭龙的一帮小孩看上了他脖子上的项链，那是妈妈给他的。「哥哥你别，那真是我妈给我的」，他哀求。对方一把拉断了项链，「去你妈的！」郭龙的脑子「嗡」的一下，他站了起来。 

那是郭龙第一次动手，见了血。之后，他发誓再也不让人从他兜里摸走一分钱。隔了没几天，郭龙在学校门口把一个人砍了，用家里的切菜刀。当天晚上，伤员背上缝了三四十针，郭龙妈妈吓疯了，赶快买了十斤排骨去医院。郭龙一役成名。 

不久以后的一个周二下午，学校放假，学生们约着一起去职工澡堂洗澡。张玮玮洗完澡出来，巷道里有个人一头血骑着自行车蹿到他面前，后面一个人也骑着自行车，干脆利落地把前面的血人别倒，冲过去一块砖头拍在脸上：「我是郭龙！有本事就来找我！」拍完，扬长而去。张玮玮马上记住了这个名字。 

初二，张玮玮从白银公司的子弟学校调到了区上的白银企业联合中学。开学第一天他进门，学校的土坡上蹲着一排人，黑跨栏背心黄军裤，是有郭龙在内的「小七狼」。张玮玮一看，完了。一年前他送姐姐上学报到，买三角板的两毛五分钱就是被这帮人劫走的。 

大势所趋，初一的时候张玮玮在白银公司子弟学校里尝试着打了几次架，那个学校的学生家教比较好，他偶尔能得手两次，到了联中，他想都别想去打别人，能保证自己不挨打就不错。「小七狼」里有几个人，远远见到张玮玮就喊一声他名字，然后开始数数，数到五人还没跑到面前，就得挨打。郭龙不太打他，一般是逗逗：「今天下午给带两根海洋烟」，中午张玮玮就得从他爸烟盒里偷上两根。 

多年以后说起「小七狼」，张玮玮觉得，那是最早的摇滚乐队的雏形。跟他喜欢的老小伙儿一样，他们每个人跟每个人都不一样，风格明显。如果不是挨打，他肯定会喜欢那些人。他对团伙的热爱就是从那时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 

但是被欺负实在苦恼。张玮玮效仿当时的「小七狼」、「十三太保」、「十兄弟」，在联中组了个「十二锁链」，成员是十二个常年被欺压的歪瓜裂枣。每天放学，家长下班前，「十二锁链」在家属院里的花园里开会，研究怎样让这个团队更有杀气，还曾经设计过怎么灭了郭龙师兄弟，每天说得特别兴奋，第二天挨个儿被扇耳光。 

不到一年，「小七狼」被学校全部开除。开除的时候，「小七狼」把「十二锁链」约到花园里，「十二锁链」哆嗦着去了。花园里，「小七狼」的老大，一个上海人，掏出了一把短刀：「我们走了，联中就交给你们了，你们一定要看好联中！」——「好！大哥！」 

张玮玮的初二上了好几年，上遍了白银的中学，还是初二。家人把他送去了西安，过了半年他想家，又回了白银。 

在西安，张玮玮接受了最早的摇滚乐熏陶。回到白银，他变成了一名街头吉他青年，红棉吉他到哪儿都背着。晚上，他在后院支个钢丝床，买上一堆啤酒，点个柴油灯挂在树上，聚起一帮人来，聊天喝酒唱歌。后来，就有人提着酒慕名而来，在旁边一蹲，满脸羡慕地看着他。郭龙便是其中的一个。张玮玮想，天天冒充硬汉累得很，原来你也是这样的人啊，以前我可是巴结不上的。他给郭龙一个小铁皮垃圾桶，让他跟着吉他敲鼓。 

张玮玮第一次在白银听到吉他弹唱，是牢歌，来自那些监狱里放出来的老小伙儿。那时候的犯罪多是小偷小摸，打架斗殴。老小伙儿犯了事儿，进去学了牢歌，放出来，家里要敞开门半个月一个月，各路江湖朋友带着酒肉来洗尘聊天喝大酒，学吉他学歌。 

牢歌的曲都是口口相传、保留得非常完整的民歌，词自由填写，唱之前要先说一段：「在监狱里望着山望着海，望不着我的爹娘，望着山望着海，望不着我的姑娘」，然后齐声哼唱，「花开花又落」，一下把场景铺开了，这是起兴。然后，「直升飞机护送我，走进了大沙漠」——为什么是走进了大沙漠？西北最厉害的监狱是关白宝山的阿克苏重刑犯监狱，偷个钱包其实根本进不了，但是编词的人觉得进那样的监狱牛——「直升飞机护送我，走进了大沙漠，沙漠沙漠真寂寞，没有姑娘陪伴我……」（此处歌词有删节）唱完了，大家再一起哼唱「花开花又落」，大场景一收，结束。 

听这些歌儿，张玮玮觉得生命一下鲜活了。几年后，他听到「野孩子」乐队，一下子想起了这些歌。更久以后，他听到吉普赛爵士，又想起了这些歌。再后来，这些曲子中的一些，比如《李伯伯》和《两只山羊》，被他唱红到了全中国。 

十七岁那年，张玮玮和郭龙都已经混成了风云人物。他俩一起打了无数的大架，声名远扬。郭龙觉得跟张玮玮投缘，一起打架放心，「就算对面有二十个人，他也不会跑」。而郭龙是白银的 SUPER STAR。一起出去打架，别人拿着刀拿着钢管，郭龙什么都不要，穿件蓝风衣，走在大家侧面，在最关键的时候突然蹿出来，一颗钢珠「啪！」，一锤定音。一次，在旱冰场下的花园中，张玮玮亲眼看见，郭龙站在十三四个蹲好的小痞子面前，左脚一只拖鞋，右脚的鞋拎在手里，一人脸上一拖鞋「啪啪啪」抽过去。有几个人刚要抽刀，人群里有人说「别动，那是郭龙！」——这句话以后，十几个小伙子一动不敢动。 

有一阵子，白银菜刀摊上卖的菜刀都刻着郭龙的名字。 

1993 年，张玮玮被笼罩在光环中，一直考虑着怎么才能低调地处理这些突然而来的名望。无敌是那么的寂寞。那阵子，张玮玮爸妈都不在，家里只有他一个人。郭龙家人看他孤单，对他特别好，不论几点，郭龙妈一看他来了，马上进厨房做饭。在郭龙家，张玮玮有自己的碗筷。 

第二年，张玮玮经历了打架生涯中最惨烈的一役。他被捅了两刀，肺叶洞穿。郭龙得到消息，冲进急诊部，「有没有送来一个戴眼镜的孩子？」「你是谁？」「我是他哥，亲哥！」张玮玮躺在床上，想叫声龙哥，一张嘴全是血泡泡。郭龙说你别说话了，张玮玮还是说，龙哥，我要是死了，别报警。「为啥？」「要五万块钱，三万给家里，两万给兄弟分了。」——过了一会儿，又说，「三万兄弟分了，两万给家里。」说完昏了过去。他昏迷了六天，医院下了四张病危通知单。 

后来，张玮玮就不想在白银待着了。家人给他联系到兰州，考了个成人委培的师范学校。半年后，他把郭龙也叫了去。张玮玮咬牙念书，郭龙每天一套穿成黑色的黄西装，屁股兜里面永远插着一本武侠小说，睡到十二点才起来，蓬头垢面，不到半学期学校就要开除他。但郭龙总有绝处逢生的本领。学校的舞蹈队排舞「黄河魂」，男主演突然转学不演了，女一号把郭龙叫去跳舞，郭龙从来没跳过舞，却把男一号撑了下来，四处演出，代表兰州参加全省比赛，跑到武警总队慰问演出，学校没法开除他。就这样，两年后，两人都毕了业。 

回到白银，家人商量借钱送礼，给张玮玮找工作。要么去私立小学当老师，要么去交警文工团。张玮玮心里难受，跟家人吵了一架出来，碰着几个人去喝酒。几个人说，明天上广州投奔哥们儿，他回去借了车票钱，第二天跟着出了门。 

1997 年 3 月，几个白银青年穿着带毛领子的皮夹克，到了满地人字拖的广州。 

在滞后的白银认知中，广州是流行音乐的基地。到了广州他们才发现，流行音乐的时代早过去了。要投奔的白银老乡呼机不回，人间蒸发。他们睡了一个月的地板，山穷水尽。张玮玮给郭龙打电话：「你快来广州，过得太好了，你只要带一千块钱过来就行。」郭龙借了一千块钱过去，没几天，又是山穷水尽。 

几个人饿到要打扑克赌最后一包饼干吃的时节，张玮玮在一个餐吧找到了一个唱歌的工作。干了不到一个星期，老板给了他十天的工资一千五百元，说，你还是挺有意思的，我也想留下你唱歌，但是没办法，客人都说你唱歌他们觉得害怕。 

同来的白银青年就此四散。有两个人去学做足部按摩，张玮玮说，一辈子对着别人的脚，我不干。他和郭龙在天河村租了个房子，郭龙理了五十首歌，写了一个歌单。 

广州的大排档人声永远鼎沸，食物的香气冲上脑门。背着吉他，等着食客点歌的歌手穿行在推杯换盏之间。对于张玮玮和郭龙来说，广州大排档是炒河粉、炒米粉和榴莲混合起来的味道。在西北，这些味道是不存在的。他们抱着歌本转了三个小时，没张开嘴。 

最后，他们开始在天河体育中心的地道里卖唱。1997 年的春天，地道里卖唱的人特别多，张玮玮和郭龙一开口，其他摊子纷纷撤退——西北嗓唱摇滚，以分贝碾压各路好汉。 

唱了一个月，攒够了去西安的车票，两人到西安投奔郭龙的表哥，随后辗转天水、兰州，最终决定回家。张玮玮跟郭龙说，这次回去就算了，别折腾了，听家里人的，好好上班。1997 年 7 月 1 日，他们到了白银。 

二十七天后的 7 月 28 日，张玮玮抵达北京。 

九十年代，所有白银年轻人挂在嘴上的一个词是「走」。必须得离开那儿。 

多年后，他的儿子写道： 

东经一百零三度与北纬三十五度之间，孤零零的白银。五十多年前，在那片戈壁滩上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矿，随后很多人从各地来到了那里。他们架起各种大型机械不停地往地下挖，直到把那片荒凉的戈壁滩挖得灯火通明，兔走狼奔。当年怀着建设祖国大西北理想闯进无人区的时髦工人们，在那里生根发芽。而我们，就是那些芽。（张玮玮《白银饭店》）  

他在六十年代来到白银。他的父亲是修铁路的河北人，那批人修陇海线，从河北开始一路修到新疆，年纪大了就建一个机务站，留下一批人。父亲留在了白银机务站，他是在火车站长大的。 

白银跟西北的其他地方不一样，它产贵重金属，产量高，是中央直属单位，是国家关注的地方。许多上海专家和苏联专家来到这里，许多东北工人来到这里，许多甘肃本地人来到这里，许多其他地方的人也来到这里，一起支援祖国建设。他的妻子是天水人，十六岁来到白银。十六岁的纺织女工来到白银，他去迎接。女孩一下火车，拎着行李，他就说同志，我帮你提行李吧。他用自行车带着她送到了工厂，就这样认识了。 

像现在的电子游戏一样，白银围绕着白银公司慢慢铺陈壮大。工厂周围有了面粉厂、电缆厂、纺织厂、棉纺厂、学校、医院…… 他家住在永丰街，这条街上什么都有。 

那时候，白银是一个特别安静，特别缓慢的地方。白天，全城是空的，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只有很少的老年人，很大的风在空地上转。房子的格局和人们穿的衣服，基本一模一样。快到九十年代，厂里的门房才有了一个电话，孩子们好奇，大人去打电话，孩子们抢着摇。 

多年后，白银的人们才明白，那些恐怖的杀人案大都发生在下午四五点，因为那会儿是人最少的时候。 

白银饭店离他家不远。以前，这个饭店是国营招待所，接待来帮助白银做基础建设的苏联专家。苏联人来之前，白银人开始学国标、学俄语。苏联专家隔三差五晚上要吃饭，饭后跳舞乐一下，白银有专门陪苏联人跳舞的工种。 

没待多久，两国闹翻，苏联专家走了。 

那时候，他已经结婚了，婚后马上要了孩子，一个女孩，一个男孩。 

儿子小的时候，他带他坐火车去兰州。白银到兰州中间有个地方叫皋兰，那个地方的人卖熟鸡蛋给车上的旅客，皋兰话说「来，熟鸡蛋」像「来福鸡蛋」，一上车，儿子就问他，什么时候吃来福鸡蛋？他说，还远着呢。那会儿从白银到兰州要三个半小时。除了去兰州，就是去天水妻子的娘家过年，先坐汽车到兰州，从兰州再坐八个小时火车，才能到天水。那条铁路线连着乌鲁木齐和北京。 

那时候，他是学校的老师。每天从学校回来，吃完晚饭，他从来不参加家庭娱乐活动，尽管娱乐活动无非就是火炉上烤烤花生，桌边下下跳棋。他每天晚上坐在写字台前面摆弄他的乐器，要么就在五线谱上抄乐谱。他是专业的单簧管手，对待音乐特别认真。 

他家是听黑胶唱片的，大多数是军乐，教科书一样。音乐一放，他就不跟别人说话了。平常他也经常性地浸入自己的频道。儿子在外面跟一帮小孩儿野，他走过来，儿子说，都别说话，原地站住不要动。他就愣愣地从儿子旁边走了过去，看都看不见他。 

他长得纤瘦，细致，带着知识分子的雅气。大多数时候，他的脸紧张又严肃，有一种不知道如何是好的茫然。 

儿子不爱听军乐，一听就头疼。家里还有一张《梁祝》，放的时候全家都很舒服。偶尔，他用单簧管吹一首波兰舞曲，儿子也能听进去。 

儿子九岁那年，他和妻子用攒了一年的钱买了一架钢琴，放在破平房里，就在「白银案」第一个被害人被杀害的房子旁边。将近两个月，每个周末都有人来参观钢琴，谁来了都摸摸，谁都不会弹。 

那年他三十六岁。那时候，全白银的钢琴超不过五台。 

从九岁开始，他不让儿子午睡了，他自己也不睡。中午吃完饭就开始练琴，一直练到上课，晚上回家再练一个小时。那时候晚上演台湾连续剧，家家都看《星星知我心》、《昨夜星辰》，每天吃完饭就是看电视的点，但是儿子要练琴。儿子把镜子放在钢琴上，对着里面屋的电视，眼睛盯着，手上乱按。他没太注意，只要有声音就行，他也在看电视。 

车尔尼《钢琴流畅练习曲》（作品第 849 号）是最初级，儿子弹了三年，过不去。他教儿子也教得绝望。别人告诉他，父亲再厉害都教不了儿子，你得给他找个别的老师。他开始在白银音乐界给儿子找。先找了个手风琴老师，儿子一拉手风琴就困，下巴往风箱一放就睡着了。老师让儿子凉水洗脸，洗完脸出去跑一圈，跑回来还是睡。上了三节课，老师把学费退给他，说算了，你儿子实在不是搞音乐的料。他郁闷了很久，又从兰州找了个单簧管老师。这个老师本来是上海交响乐团的首席单簧管，「文革」的时候被下放到工厂烧锅炉。他听说有这么个高人，就拎着点心到锅炉房，从一堆煤灰里把大师挖了出来。 

大师被生活折磨得见着人就鞠躬，突然蹦出个尊敬他的人，就对他特别好，对儿子也好。但儿子还是学不进去。 

最后大师被甘肃歌剧院挖走了，但大师和他的友谊持续了很久。 

以前，白银的生态是一个完整的循环系统。所有父亲到三四十岁就开始逐渐给自己的孩子铺路，工厂招工也知道子弟有多少，名额都是准备好的。国营单位多一个人不多，少一个人不少，老的退下来，在公园下象棋，拉二胡，年轻人进厂上班，到老了，也把自己的孩子安排好，大家都舒舒服服，挣的钱差不多，谁也没有记恨，没有攀比，和谐生存。 

1990 年，白银开始经济改革，单位里不太重要的部门要「优化组合」。他被「优」掉了，调到棉纺厂工会里搞文娱活动和后勤。 

随着改革力度越来越大，白银原来的生态系统彻底崩塌。工人开始下岗，工厂不收人，年轻人进不了工厂，只好滞留在外面。那会儿，白银开始有了社会青年。在北京、西安、上海……年轻人能当个体户，或者找到别的出路，但是白银没有。 

社会青年涌进舞会和旱冰场，喝酒打架打发时间，看不到希望。白银乱了。人心惶惶，风气转差，到处都是流氓。 

白银最乱的时候，就是高承勇作案最密集的时候。这跟城市的整体氛围有点关系，但也没什么关系。白银有它大西北的刚强。很多白银家庭，每月靠一百多块下岗低保生活，踏出家门，照样堂堂正正漂漂亮亮；穷得一塌糊涂了，朋友上门，还是砸锅卖铁地好好招待。 

高承勇不是白银人，他在榆中县的青城，家里有房有地，根本不存在下岗一说，白银人的压抑苦闷他感受不到。 

那几年，他过得很苦。他与妻子离了婚，妻子带女儿去了兰州，他带着儿子留在白银。白银公司完蛋，其他的小厂也很快倒闭，最后，他到铁路中学去教书，每天坐火车来回，晚上八九点才能到家。他顾不上管儿子。 

1993 年，他送儿子去西安音乐学院上学，半年后儿子跑了回来。后来儿子又去了兰州和广州，最后去了北京。和白银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去了就没再回来。 

2000 年，接到儿子打来的电话，他把他的星海手风琴从白银寄去了北京。 

那架手风琴比儿子大两岁。他一直希望儿子走上音乐之路，但儿子真的走了之后，他又忍不住批评他，在他看来，他们的音乐颓废、反动、曲式混乱。他告诉儿子，你应该放弃音乐，务实一点，去做一些更挣钱的工作。 

很多很多年以后，儿子在兰州的大剧院里有一场演出，给他留了最好的座位。因为身体不舒服，他在演出前临时回了家，没有走进剧院。 

那场演出结束后两个月，他在白银去世了。 

1997 年，邯郸人何国锋已经在北京待了一年。 

在北京，他叫小河。小河留长头发，扎辫子，他的乐队「美好药店」属于独立实验摇滚风格。那时候，小河在酒吧唱了一年，攒了一两万块钱，正准备自己录音——他在新街口自己租的房子里面，用水泥和砖头又盖了一个房子，作为录音室。这个录音室几乎是密闭的。民谣歌手周云蓬进去录音，唱完大汗淋漓，差点缺氧憋死。 

那年秋天，张玮玮第一次见到小河。 

北京蓝岛商城的乐器部在门口搞促销，找了几支乐队去唱歌，两首歌一百块。张玮玮去唱了，他唱完，小河拎把电吉他上台，背对着人群，一顿啸叫，然后转过头话筒冲着大家说：「这么冷的天，你们在干什么呀？都回去吧。」 

张玮玮心想，这个人怎么这样？但他琴弹得太好了。小河下台在旁边坐着休息，张玮玮走过去问他，你收学生吗？小河抬头看了他一眼：「你学吉他干吗？」 

那个时候，张玮玮正在当小时工。给中介交点钱，中介帮他介绍工作，派给张玮玮的活儿是洗抽油烟机，洗一个挣二十多块，他去洗了两个，放弃了。洗上三个小时，抽油烟机一点没变，还是那样。 

他骑着自行车满北京转悠，也不知道自己该干吗，但是心情舒畅。那时候的北京大部分还是北京人，老皇城稳稳当当的样子，后海是纯黑的一片。他觉得这个城市的气质就能让他安定下来。 

后来张玮玮经常见到小河。「美好药店」盘踞在王府井利生琴行，他没事就过去玩。小河弹《柠檬树》，右手一边弹一边打着节奏，张玮玮当时只会扫弦，一看，觉得耳目一新。1999 年元旦，张玮玮和一个兰州的朋友晚上跑到王府井乱逛，路过利生，看见利生支了个台子，小河和「美好药店」正在台上演出。远远地看了一会儿，他跟朋友说，牛逼，这么冷还在露天演出——咱们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 

过完年，张玮玮找了个琴行的工作。当时，到琴行上班是北京摇滚青年的最佳出路。 

琴行老板非常喜欢张玮玮。这个小伙子除了弦乐什么乐器都能试，又爱收拾东西，每天早上，先把所有的琴擦一遍，柜台摆得整整齐齐的，然后泡杯茶坐着。老板打算把他培养成琴行经理。 

1998 年的一个晚上，张玮玮喝醉了，想起了郭龙。他的电话是郭龙妈妈接的，说「龙龙过得一点都不好」。第二天，张玮玮跟郭龙说：「来北京吧，来琴行上班，特别牛，周围一条街全是高手。」 

那两年，张玮玮白天在琴行上班，每周有几个晚上去酒吧里唱歌挣钱，还带了几个学吉他的学生，收入不低，隔一阵能给家里寄点钱。 

郭龙来了，在琴行待了不到一年，又回了白银，他实在不喜欢上班的生活。其实张玮玮也不喜欢。老板要栽培他，每天定点巡视、训话。他感觉自己像骆驼祥子，如果老板有个女儿，他早晚会成上门女婿。在琴行，他全天戴着耳机，听祖咒和「子曰」，他觉得压抑。 

临近崩溃的时候，张玮玮就骑上自行车，去歌舞团地下室里看「野孩子」排练。 

1997 年，张玮玮和郭龙在兰州第一次看到「野孩子」的专场演出。那会儿张玮玮的头发 > 焗成毛栗子的颜色，戴着耳环，穿紧身 T 恤，紧身牛仔裤，牛仔靴上带环，一身杀马特打扮。他们当时认为，摇滚一定得奇装异服，特别颓废，生活作风也是能垮就垮，千万别挺着腰板。听说有两个人用重金属唱「花儿」，他们就去了。 

一看之下，「野孩子」全面彻底地征服了他俩。张 > 佺小索两个人，一个人一件灰 T 恤，光头，就像两个干活的工人；两把木吉他弹得连勾带甩，和声标准优美。看完演出没有车，张玮玮和郭龙走几十公里路回家，激动地聊了一夜。「好听，颠覆。」 

一到北京，张玮玮就联系上了「野孩子」，他们的演出他必到。张 > 佺小索住在地下室，没钱，穿得破破烂烂的，自己做着饭，每天定点排练，一周几个晚上去酒吧演出，唱自己的作品，也翻唱外国民歌。跟「野孩子」待上一会儿，就够张玮玮回去撑一段时间。他常想，真的，人家怎么就抵抗住了？「野孩子」成了他的精神支柱。 

2000 年初，张玮玮跟琴行里一个朋友打了一架，打完一怒之下站在琴行里一顿大骂，骂完走了，没要工资，放那儿的东西也没拿，琴行和那种生活带来的所有压力一泄如注。 

第二天，他直接搬到了小索家隔壁，自此开始早起练琴，中午睡个午觉，下午「野孩子」排练，他又在自己屋里练琴，晚上，到小索家蹭个饭。他想，我一定要和他们一样。 

有一天，张 > 佺和小索到他屋里转了一圈儿，坐下了。「你会弹键盘吗？」「会啊。」「手风琴会吗？」「会啊！」张玮玮觉得肯定有好事儿。 

张 > 佺说，你找一个手风琴，练一首歌，练完咱们试一试，然后给了他一首澳大利亚乐队的演奏曲。张玮玮一晚上就把谱子听写下来给小索看，那时候，他才觉得从小被爸爸逼着学音乐太有用了。 

收到爸爸寄来的星海手风琴，张玮玮加入了「野孩子」。那一天，张玮玮第一次感觉到，白银的自卑、压抑、混乱和迷惘全被战胜了，「九十年代漫长的更新下载，完成了」，他到了人生的巅峰。 

他在东直门斜街一个小区租了间地下室，每天打扫得干干净净，等大家来。每周至少六天，「野孩子」在这间地下室排练。一稳定下来，他又给郭龙打电话：「这回是真的牛了。」 

他还是想和郭龙在一起。从郭龙在后院抱着垃圾桶打鼓开始，他一直这样想。哪怕周围再多的朋友，身边没个真的家里人，他觉得不踏实。 

郭龙在张玮玮的地下室旁边又租了一间地下室，开始认真练鼓。他也特别喜欢「野孩子」，那次来，郭龙再也没走。 

2001 年，「野孩子」想有个固定的地方，既做演出场地也做排练室，用营业收入养活乐队，便在三里屯南街开了河酒吧。 

河酒吧很小，坐上三桌就算满客。一个 2 米 ×1.5 米的演出台子，三个人站上去觉得挤。酒吧开业那天，郭龙第一次听到了《黄河谣》。 

谁也没想到，河酒吧会一发不可收拾。 

郭龙是河酒吧的第一任吧台。后来小河和万晓利每周三过来演出，郭龙调音，他们一唱，郭龙就抱个鼓在旁边敲着玩，玩着玩着，就加入了「美好药店」乐队。那时候，小河和万晓利在天通苑买了房住，万晓利有辆国产摩托车，俩人每人再买一套防风护具，冬天穿上大棉袄，裹上围巾，从天通苑骑一个半小时的车，来河酒吧演出。演出完，喝得也差不多了，摩托车扔下，去朋友家睡一觉，第二天再来取。 

每次来河酒吧，是小河跟万晓利最开心的时候。一周一场演出是没法养活自己的，他们都还有别的演出。别的酒吧有主持人，还有舞蹈、游戏和魔术，经常有客人凑过来「哎这个你会不会唱？」小河说，在河酒吧才是真正表演，因为有人听得懂。 

刚到北京的时候，张玮玮只能和熟人聊天，人一多立刻不说话。河酒吧帮他解决了这个问题。2002 年，河酒吧成了京城著名据点，他在这里认识了此后人生中所有的朋友——西北压抑青年突然变成了三里屯南街的交际花。 

河酒吧跟所有的酒吧都不一样。鼎盛时期，这里是一所乌托邦。跑场歌手，民谣歌手，拍电影的，乐评人，写诗的，文艺青年，老外，东北旺树村的摇滚青年……全能待得住。后来，李修贤、杜可风、罗永浩……这些名人也没事就来待着——没人理他们，他们又不玩乐器。在那之前，北京的各个圈子分得特别清楚，各圈之间不来往，树村的摇滚青年认为去三里屯喝酒是耻辱，但就是会凑钱拼着黑车来河酒吧玩。「野孩子」的气质营造出一种谁都能认可的氛围，让各个旮旯里钻出来的丧彪们突然找到了对方。 

酒吧开业没多久，「野孩子」的作息变成了每天排练完，集体打扫卫生，打扫完在门口喝茶下棋，下完棋，酒吧开门，然后喝酒，演出，狂欢，直到凌晨三四点。河酒吧有个窗台叫「玮玮台」。不论喝得多醉，张玮玮只要一发现不行了，就直奔那儿一躺，一直躺到醒来。 

每周三，张玮玮和小河、万晓利演一场即兴。那个时期的即兴，台上全是火花，每个人都是火花，火花和火花揉到一起滴水不漏，是排练都排练不出来的、他们从此之后再也没有过的火花。疯狂持续到 2002 年的夏天，诗人尹丽川将他们推荐给摩登天空的老板沈黎晖，沈黎晖来河酒吧看了两次，找人来录音，就有了《飞的高的鸟不落在跑不快的牛的背上》。 

那是一张充满河酒吧气场的现场专辑，是嗨到极点，自由到极点，又有着不可挽回的末世氛围。 

2003 年春节，「非典」来了。「非典」过后，人心涣散。大家都开始怀疑，即兴音乐那么美好，天天循环着死磕排练，有没有必要？而后，后海一个月内开了十几个酒吧，三里屯南街没人去了。 

那一年夏天，河酒吧倒闭，「野孩子」也解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