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国的大学而言，排名靠前的几所，清华、北大、浙大、交大、复旦、南大、中科etc，学生在课堂上所获得的知识比较基础并且非常有限，换句话说，就是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其他学校的教育水平可想而知。区别不同大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考试难度，为了在不同生源的学校获得相同的成绩正态样本，好的大学必然会增加考试难度以激化学生之间的竞争，学生的压力不仅源于考试本身，更在于同窗们施加给自己的压力。因此，按普通大学的培养计划试图达到某领域尖端的学术成就几乎是不可能的：掌握的知识落后、没有科研条件和氛围、自身素质低下（反过来说如果你素质足够高没有理由不进入更好的高校深造）。从实践角度出发，国内科研环境如何，不言而喻。
社会上反对高考制度的不乏其人，我们也不能否认高考本身不合理的一面。高考的本质是通过题目的变型来增加解题需要的难度和所需技巧，从而达到区分考生的目的。为了适应高考，高中生不得不反复做题以深化对概念的理解，从而在与同辈的竞争中获得微弱的优势。应当认识到这种在既定概念上纵向挖深的题目对于社会发展并没有任何意义（假设一个人穷尽十年时间研究高考并最终可以获得一个近似满分的分数，那么他所掌握的知识对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仍然毫无用处），不过是让广大考生的精力都耗散在人与人的竞争上。这是学生的悲哀，它的根源深植与中国庞大的社会树之下。但对于中国成百上千万的高考考生群体，用其他方式根本无法有效分流，按非高考方式分配高校只会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在名校考试难度之下，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学生将很难生存，这是高考对学生的反馈保护。
在这些前提下，但凡本科毕业后有所成就之人，必是在大学期间对自己有所要求，无论是学术、交际还是其他方面。幸运的是社会对成功的定义并不仅仅局限于学术领域，其他领域的成就也是被广泛认可并可以提高个体生活质量的。学术路线是所有成功路线中最艰难的一条，没有之一。
只有摆脱这种大环境，才能真正迎来学术的春天。这就必须提到一个无法回避的词：出国。GRE是一项艰难的考试，它的难度很大程度上源于在大学学习生活中为它挤出时间。GRE所赋予考生的，不仅仅是八千个冷僻单词，而是一种证明——有毅力通过这样一项考试的，必然具备一种成功的素质的证明。
进入大学后人由少年逐渐成长为青年，开始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并对未来的人生有了初步规划。从此时开始，随着年龄的增长，想要在人生轨迹上作出改变所需的代价越来越大，所以一个正确、合理的大方向是必要的。
至于学生工作，则是与学术路线不相干的事。这是一条偏向政治的道路，它的主要意义在于使我们增广人脉，培养交际能力（语言、判断、运筹、领导等能力），也为今后有意从政的人积累能量并铺路。这些优势对于我们未来的事业大有助益，所以我坚持大一的看法：大学生活至少要用10%时间去做学生工作并与人交往。低姿态是成功的学生领袖需要具备的必要素质，我们知道中国社会是不分阶级的，官员并不比普通民众的地位高，只不过承担的责任和享有的权利内涵更大些（事实上在阶级社会这条原理仍然有效）。
关于评价，他人的意见和评价是我们自信的原点，也是我们改进不足、自我完善的重要外因。对于纷至沓来的意见，我们要选择性的吸收并保持自己的判断力，要尽可能减少感性成分，提高理性成分，要时刻清楚的知道自己哪里有缺陷、需要什么、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另外要注意他人评价的量程，人们往往对超出自己认知的事物评价虚高，比如不具备科学知识的老百姓笃信科学饮食建议、中国人对诺贝尔奖盲目追捧等，如果你幸运的成为超出人们普遍评价量程的那一个，那么一定要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和中肯的定位，高处不胜寒，自古以来身居高位自我认知失调的例子不胜枚举。
The last but not least, 学习。如果你想要出国或保研，那么无论何时学习都应放在大学生活的首位，对待学习应向对待吃饭、睡觉一样，认为它是生活的必要组成。“学习好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一定要学习好。”回想之前十二年的学习生涯，将一个教室中学生们分划的标尺始终是成绩，学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长远来看，专业知识永远是最能转化为现实资本的，有人认为从政是条不错的道路——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丰腴的物质财富，我不认同这个观点。在我看来从政应当是为更广大的群体服务，而非借以获得个人利益，退一步说，社会地位是社会赋予的，低级的社会形态才有地位之说；政治路线也没有给官员分配额外的财富，通过非按劳分配获得财富与我原则相悖。专业知识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融入并体现了人的智慧，在于它们可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当然并不是所有和专业相关的知识都可以称得上专业知识，同样是学计算机，有人做技术革新，有人做算法设计，有人做基于硬件的汇编，有人写编译器，有人写操作系统，有人写软件，有人组装、维修计算机，有人销售家用电脑。当然可以被机器人取代的工作无论如何也不能算作专业知识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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