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药物滥用预防策略综述

青少年酒精和药物滥用预防：系统评价概述

摘要

背景——系统综述已评估了多种旨在预防、减少或延迟青少年物质使用的项目。本文对近期的系统综述进行了概述，总结了针对酒精和/或药物滥用青少年的预防策略有效性的证据。

方法——我们在主要电子数据库中进行了全面检索，查阅了相关网站并检查了相关文章的参考文献列表。使用AMSTAR工具对符合纳入标准的研究进行批判性评价。采用投票计数法对所纳入系统综述的结果进行综合。结果——共识别出21项系统综述，其中十篇综述被评为高质量。各综述在目标群体、干预措施、场所和结果测量方面重叠较少。预防项目的组成部分或机制描述不充分。十篇综述评估了基于学校的预防项目。这些预防项目的效果具有前景，而基于社区、基于家庭以及多层面项目的效应则较不明显。结论——根据现有证据，基于学校的预防项目具有小但一致的积极效果，但尚不明确其“有效成分”是什么。例如，应针对哪个群体，在何种场所、何种情况下实施干预？建立一套标准化的过程和结果测量指标，将有助于更好地比较原始研究和综述的结果，并进行统计合并。此类综述概览（如同其他类似综述概览）应激励研究人员提高研究间的统一性和一致性，从而增强证据的可比性，为实践提供有效的建议。

关键词 – 元综述，预防，酒精滥用，物质使用，青少年

引言

青少年物质滥用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最常见的滥用物质是酒精。在欧洲一组具有代表性的16岁青少年样本中，45%的人报告在过去30天内饮用过酒精，17%的人报告曾喝醉（酒精滥用）。

大麻是最常使用的非法药物。大约每五名欧洲学生中就有一名在其一生中的某个时间点尝试过非法药物，男孩比女孩更常见（分别为21%和15%）。7%的学生表示他们在过去30天内使用过大麻。其他经常使用的毒品包括摇头丸和其他安非他明类药物，例如速度（毒品）或液态摇头丸（希贝尔等人，2012年）。

许多医疗保健从业者和政策制定者面临着与酒精与药物滥用直接相关的问题。物质滥用可能导致严重的、不可逆的身体伤害以及显著的心理和社会问题。由于生理状态的原因，青少年尤其脆弱。例如，滥用酒精的青少年在成年后更有可能出现与酒精相关的问题（麦卡姆布里奇、麦克阿莱尼和罗，2011），且青少年的饮酒行为已被证实与身体损伤、健康风险和暴力行为有关（欧洲毒品和毒瘾监测中心[EMCDDA], 2008a；米勒、奈米、布鲁尔和琼斯，2007）。长期的大麻滥用也可能对年轻人的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并导致焦虑和精神病症状（斯奎利亚、雅各布斯和塔佩特，2009）。在青少年群体中，药物滥用还常与艾滋病病毒感染和危险性行为等医学问题相关联。在政策层面，预防酒精与药物滥用的兴趣已显著增长，主要原因是物质滥用带来的社会和经济成本。

2005年欧洲物质滥用造成的经济成本估计约为340亿欧元（欧洲毒品与毒瘾监测中心，2008b）。2007年芬兰非法药物滥用相关的直接成本估计在2亿欧元至3亿欧元之间。其中近三分之一的直接成本涉及社会福利，其次是公共秩序与安全执法（欧洲毒品与毒瘾监测中心，2008b）。间接成本被估算为估计在同年介于5亿欧元和1亿欧元之间。这些成本包括因发病率和死亡率导致的生产力损失以及私人利益相关方（例如私人医疗服务）产生的成本。

青少年中与物质相关问题的影响和广泛性促进了物质滥用预防项目的发展。这些项目或干预措施可以在学校、家庭、社区等不同场所，甚至在多个场所实施。目前有多种多样的预防项目可供选择，这些项目明显针对不同的目标群体并满足各种不同的目标。项目的多样性、场所、内容（项目特征）以及目标群体的差异使整个预防领域变得相当复杂（桑德伯格，2011）。

我们提供了一项系统综述的概述，以回答以下研究问题：哪些项目（基于学校、基于社区、基于家庭或包含多个组成部分）对预防青少年酒精和/或药物滥用有效？针对每一种场所，我们在可能的情况下评估应由谁来实施预防项目、预防项目中有效的内容和实施方法是什么，以及预防项目应面向哪些群体。

方法

检索策略

在本次综述之前，我们制定了一项方案，可向第一作者索取。为了确定与酒精预防干预措施相关的系统评价，我们进行了全面检索。2012年5月，我们检索了以下电子数据库：医学文献分析与检索系统、荷兰医学文摘、护理及相关健康文献累积索引、心理信息数据库、教育资源信息中心、循证医学评价数据库、国际前瞻性系统评价注册库以及Cochrane系统评价图书馆。检索限定为2000年1月至2012年5月期间发表的综述，以排除包含过时结果的综述。检索使用英语术语进行，纳入所有以英语、法语、荷兰语和德语发表的研究。检索策略基于四个概念构建：物质（酒精和药物）、青少年、预防和早期干预。每个概念的同义词（包括医学主题词和自由词）通过布尔逻辑“或”运算符进行组合，然后使用布尔逻辑“与”运算符将不同的检索式组合起来。完整的医学文献分析与检索系统检索策略已针对其他所有电子数据库检索进行了调整，可通过该网站获取（http://ppw.kuleuven.be/home/english/research/mes-rsg/documents/paper-supplements）。此外，我们还检索了欧洲毒品和毒瘾监测中心（EMCDDA）网站上的系统评价，并通过谷歌和谷歌学术进行电子检索，以查找相关的灰色文献。同时，我们还查阅了相关出版物的参考文献列表，以识别其他潜在的系统评价。

研究筛选

对检索到的文献进行筛选，以确定其是否符合以下纳入标准：（1）该文献为系统综述。作者在标题中包含“系统综述”或展示出系统性检索策略的证据，以识别研究；（2）综述报告针对青少年（12至18岁）或至少包含90%的青少年参与者，以及（3）综述涉及旨在减少药物和酒精滥用的预防或早期干预项目，或侧重于减少伤害。预防被定义为有意识的举措，用于预测风险或在问题的早期迹象出现时采取行动。关于酒后驾驶的综述被排除在外，因为在大多数国家，18岁以下的青少年不允许驾驶。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综述被排除：（a）未提及参与者的年龄（关于“高中生”的综述将被纳入，但关于“大学生”的综述则不会）；（b）参与者被诊断为问题使用者或成瘾使用者；（c）系统综述包含其他综述的结果而非原始研究。所有摘要均由两名评审员（EE，GEB）独立筛选。相同评审员对所有可能相关的综述的全文进行了评估。评审员之间的分歧通过讨论解决。两名评审员均批准了最终选择。

质量评估、数据提取和综合

采用AMSTAR工具（谢等人，2007）对系统评价的质量进行评估。该工具包含11个条目用于评估方法学质量（表1）。两名评审员（EE，GEB）独立评估方法学质量。各条目评分采用“是”、“否”、“不明确”和“不适用”。当作者明确指出某一特定条目不适用时，使用“不适用”。

未评估单项内容。分歧通过讨论解决。为了获取更多信息，我们联系了缺乏方法学细节的综述作者。共发送了二十项请求以获取额外信息，通过电子邮件收到了5位作者的回复。一项综述若要被视为高质量，必须至少符合以下标准：（1）进行全面检索，（2）评估了纳入研究的质量，（3）报告了纳入研究的研究特征。

数据提取使用标准表格进行，该表格由一名审稿人预先进行了试点。一名审稿人（EE）执行了数据提取工作，并由第二名审稿人（GEB）进行核对。提取的数据包括：综述的一般特征（第一作者、发表年份）、方法学特征（研究问题、研究设计）、具体特征（目标人群、结果测量、干预类型、干预目标领域如学校、家庭或社区）以及系统综述的结果。

我们计划进行荟萃分析，以估算预防项目在各项研究中的有效性。然而，由于结局和干预措施的异质性以及部分结局报告不充分，表明这一做法不可行。因此，我们按以下方式进行分析了研究结果：首先，为了识别并解释多个系统评价结果差异的原因，我们比较了这些系统评价的临床问题、所纳入的研究以及基于Jadad（1997）指南的系统评价质量。随后，我们采用投票计数方法总结了综述的结果方法。对于显示有效证据的干预措施，我们赋值为“+”；对于未发现有效证据的干预措施，赋值为“−”；当结果不确定，即某些结局或研究为阳性而其他不是时，赋值为“+/−”。综述以两种方式总结研究结果：要么合并各研究的结果，要么报告显示阳性结果的研究数量。如果多个研究的结果被合并，并且干预措施显示出显著阳性结果，则赋值为“+”；如果结果为无显著性或阴性，则标记为“−”。如果仅报告了显示阳性结果的研究数量，当至少75%的纳入研究显示阳性结果时，赋值为“+”；当51%至74%的纳入研究显示阳性结果时，赋值为“+/−”；当50%或更少的纳入研究显示阳性结果时，赋值为“−”。

我们按场所对项目进行分类。对于每个场所，我们评估了（a）应由谁来实施预防项目，（b）预防项目的有效内容和实施方法，以及（c）预防项目应针对哪些群体。

结果

21项系统综述被纳入本次综述概览（图1）。其中，9项系统综述评估了基于学校的干预措施，4项评估了基于家庭的干预措施，4项综述评估了基于社区的干预措施，另有2项涉及多组分干预措施。3项综述未提供任何定量数据（Roe & Becker, 2005；McBride, 2003；Cuijpers, 2002a），因此未被纳入本综述。

纳入的综述的方法学质量

在16篇综述中，有一项或多项质量项目未（明确）涉及（见表1）。十篇综述被评为高质量，均发表于2006年或之后。其中六篇为Cochrane综述。

基于学校的预防项目有效性

在九篇综述中进行了评估（Buckley & White, 2007；Cuijpers，2002b；Faggiano, Vigna‐Taglianti, Versino, Zambon, Borraccino, & Lemma, 2008；Foxcroft & Tsertsvadze, 2011a；Gottfredson和Wilson，2003；Lemstra等, 2010；Pan & Bai, 2009；Porath‐Waller, Beasley, & Beirness, 2010；Teesson, Newton, & Barrett, 2012），其中两篇被评定为具有高方法学质量（Faggiano等，2008；Foxcroft & Tsertsvadze, 2011a）（见表1）。低质量综述的结果总体表明，基于学校的项目是有效的，但报告的效果量较小。结果汇总于表2。详细结果可参见在线提供的补充材料：http://ppw.kuleuven.be/home/english/research/mesrg/documents/paper-supplements。

两项高质量综述的研究问题有所不同：一项综述重点在于非法药物滥用，并比较基于学校的项目与其他基于学校项目（包括标准课程）的效果（Faggiano等，2008）；而另一项综述则比较了基于学校的项目与任何场所的项目在减少酒精滥用方面的效果（Foxcroft & Tsertsvadze, 2011a）。这两项高质量综述并未整体回答基于学校的项目是否有效。Faggiano等（2008）根据实施者和内容类型对研究子群体报告了结果（见下文），而Foxcroft & Tsertsvadze（2011a）列出了具有阳性结果的研究数量，并得出结论认为基于学校的预防可能是有效的。

项目调节因素

我们发现了5篇系统评价（Buckley与White，2007；Cuijpers，2002b；Faggiano等，2008；Gottfredson和Wilson，2003；Porath‐Waller等，2010），评估了不同调节因素对基于学校的预防项目的影响。其中一篇为高质量综述（Faggiano等，2008）。该综述研究了基于学校的非法药物预防，并发现同伴教育者相较于外部教育者的效果不确定。

低质量综述的关注重点有所不同：Buckley & White（2007）和Gottfredson & Wilson（2003）具有较广泛的重点，评估基于学校的酒精与药物滥用项目，并且两者均包含大量研究。其他综述的重点则更窄：Porath‐Waller等人（2010）评估减少大麻滥用的项目，而Cuijpers（2002b）纳入了评估同一干预措施由成人与同伴实施的研究。低质量综述的结果显示，由教师以外人员实施的项目对结局的影响更大（Cohen’s d=0.74 95% CI 0.61; 0.87）（Cuijpers，2002b）。

与教师实施的项目相比，由同龄人、健康教育者、戏剧团体和护士实施的项目在药物/酒精滥用频率或药物知识测量方面效果更显著（d=0.57，95% CI 0.54；0.61）。然而，两类实施者的结果均具有显著性（Porath‐Waller等，2010）。目前尚无明确证据支持某种提供者类型比其他类型更有效，但在某些情况下，由同龄人、健康教育者、戏剧团体和护士实施的项目似乎确实取得了良好效果（Buckley与White，2007；Gottfredson和Wilson，2003）。研究发现，同龄人主导的项目（d= 0.44，95% CI 0.08；0.80）比教师主导的项目更有效，但在同龄人主导与专家主导的项目之间未发现明显差异（Cuijpers，2002b；Gottfredson和Wilson，2003）。

项目内容和交付

我们发现了四篇系统评价（Faggiano等，2008；Foxcroft & Tsertsvadze, 2011a；Lemstra等, 2010；Teesson等，2012），评估了基于学校预防项目的内容，其中两篇具有较高的方法学质量（Faggiano等，2008；Foxcroft & Tsertsvadze, 2011a）。

高质量评价证实，基于情感的项目（与常规课程相比）似乎有效（药物知识比值比1.88 95%置信区间1.27, 2.50），而基于知识或基于技能的项目的结果不确定（Faggiano等，2008）。在基于技能的项目与基于知识或基于情感的项目之间未发现有效性差异，但基于情感的项目的结果优于基于知识的项目（Faggiano等，2008）。Foxcroft和Tsertsvadze（2011a）报告称，针对酒精的特定项目或通用项目的效果结果不确定。

低质量综述涉及了不同的问题。针对10至15岁青少年的普遍性项目以及综合性项目（总体平均使用率（MUR）0.91 95%置信区间0.88; 0.95）在预防大麻和酒精滥用方面产生了积极效果（Lemstra等, 2010）。基于知识的项目的结果则不确定。Teesson等（2012）发现在澳大利亚背景下，针对酒精的专项项目总体上具有有利结果。

三项系统综述（Faggiano等，2008；Gottfredson和Wilson，2003；Porath‐Waller等，2010）评估了基于学校的预防项目的实施方法；其中一项综述具有高方法学质量（Faggiano等，2008）。该综述比较了互动式和被动式实施方法，但发现这些实施方法之间的效应量没有差异。低质量综述显示，与讲授式方法（d=0.02 95% CI ‐0.15; 0.19）相比，互动式实施方法（d= 0.57 95% CI 0.54; 0.61）效果更大，而采用混合学习模式的项目（d= 1.27 95% CI 1.22; 1.33) 比 exclusively 采用社会学习模型的项目（d= 0.19 95% CI 0.14;0.23) 具有更显著的效果（Porath‐Waller等，2010）。关于持续时间的结果表明，更长的持续时间并不一定更好（Gottfredson和Wilson，2003；Porath‐Waller等，2010）。对项目执行忠实度进行监测（以确保所有项目要素均被实施）的预防项目显示出更大的效果（d= 0.93 95% CI 0.89; 0.98），相比之下未认证下载日期 | 6/19/17 上午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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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纳入综述的特征与结果摘要
表2
| 纳入综述的特征与结果摘要|||
| —|—|—|
| 第一作者,
year
重点 研究的质量、数量和类型 研究|干预措施和对照 比较 主要结果||
| 基于学校的|（子）组|方向|
| 巴克利,
2007
物质使用教育 114份报告|提供者 警察、心理学家、青年工作者、健康 和法律工作者、毒品机构 健康教育者、戏剧团体、护士
同龄人|− +/− +|
| Cuijpers，
2002b
药物滥用预防 12项研究|提供者 同伴（相对于教师主导） 同伴（与专家主导相比）|+ +/−|
| 法贾诺,
2008
非法药物使用预防 high 32项研究
（29项随机对照试验和3项准 实验研究）|提供者 内容 项目
交付 方法
同伴（与外部教育者相比） 基于知识的与课程 基于情感的或社交技能vs课程 社交技能不如知识或 基于情感的；基于情感的更多 比基于知识的更有效 互动的vs被动的|−
+/− +
−|
| Foxcroft, 2011a
饮酒预防 high 53项随机 对照试验|内容 项目 特定酒精项目 通用项目 普及性项目在酒精和 大麻、毒品、酒精或烟草|+/− −
+/−|
| Gottfred‐‐‐
son,2003
物质使用预防 94研究|提供者 同龄人 教师、警察|+ −|
| Lemstra,
2010
大麻和酒精使用 预防 6项研究（随机对照试验或 队列研究）|交付 方法 持续时间较长 内容 项目 基于知识的；对酒精的影响 基于知识的；对毒品的影响 综合性基础的；对酒精的影响， 对毒品的影响|−
− +
+
17|
| Porath‐
Waller,
2010
大麻使用预防 15（准‐） 实验性研究|提供者 交付 方法 教师 非教师 混合学习模式 社会学习模型 互动的
讲授式的
<15 sessions > 15 sessions|+ + + + + − + +|
| Teesson,
2012
酒精和其他药物使用 预防 7个项目的8项试验 项目|内容 项目 酒精项目 大麻项目|+ −|
| 基于社区的|||
| 阿尔特纳,
2010
针对无家可归者的各种干预措施 青少年，包括物质使用 预防 high 11项干预 研究|不同 干预措施 认知/行为干预 简短干预/动机性访谈 生活技能；强化个案管理 支持性住房；同伴为基础的干预|+ − − +/−|
| Gates,
2006
非学校环境中的药物使用预防 设置 high 17（整群）随机对照试 验|社区‐ 基于 干预措施 简短干预/动机性访谈 教育和技能培训|+ −|
| Thomas,
2011
贫困青少年辅导计划 high 4（整群）随机对照试 验|辅导效果 酒精使用 药物使用 物质使用|+/− − −|
| 维尔布，
2011
公益广告 high 7项RCT和4项 观察性研究|PSA效果 PSA（RCT数据）|−|
| |||
| 基于家庭的|||
| 福克斯克罗夫特,
2011b
饮酒预防 High 12项随机 对照试验|普遍的 预防 家庭教育项目|+
18|
| 盖茨,
2006
非学校环境中的药物使用预防 设置 High 17（整群）随机对照试 验|基于家庭的 干预措施 改善家庭功能或
育儿技能的干预|−|
| Petrie,
2007
酒精和药物使用预防 High 20项研究的46份报告
研究（随机对照试验和 CBA )|目标群体 小学 过渡 青少年|− + +/−|
| 斯密特， 2008 药物滥用预防 High 9项随机 对照试验|干预措施 提供给 家庭的 父母 家庭干预/家庭教育项目|+|
| 缩写：RCT = 随机对照试验；CBA = 对照前后研究；CPS = 对照前瞻性研
效果）； − ：无有效性的证据（ ≤ 50 %的研究显示积极效果）； + / −|究；PSA = 公共服务公告结果方向： + ：有效性的证据（ ≥75 %的研究显示积极
结果不明确/混合结果（51–74%的研究显示积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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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执行忠实度未被积极监测的项目（d= 0.
06 95%CI0.01;0.12）（Porath‐ Waller等，2010）。

目标群体
针对应该以学校为基础的预防类型面向哪些群体这一问题的两项综述质量均较低，其中一项评估了所有预防项目（Gottfredson和 Wilson，2003），另一项仅评估了大麻使用预防项目（Porath‐Waller等，2010）。
Gottfredson和Wilson（2007）发现，针对小学高年级或初中儿童的项目中，基于普遍性以及基于认知行为的项目对普通学生和高风险人群均有效。基于认知行为的项目在高风险人群中报告的效应量更大（效应量 0.20对比0.05）。Porath‐Waller及其同事（2010）显示，在年龄超过14岁的儿童中，预防效果明显更大（d= 0.3995%CI 0.30;0.49），相比之下，年龄小于14岁的群体中的效果较小（d= 0.1795%CI0.13; 0.21）。

基于社区的项目的有效性

四项高质量综述（Gates、 McCambridge、Smith和Foxcroft， 2006；Altena等，2010；Thomas、 Lorenzetti和Spragins，2011；Werb、 Mills、Debeck、Kerr、Montaner和 Wood，2011）考察了基于社区的预防干预措施的效果，涉及多种问题。其中一项聚焦于无家可归青少年（Altena等，2010）。
Werb等人（2011）和Thomas等人（ 2011）分别研究了特定预防干预措施——公共服务公告（PSA）和辅导干预——的效果。
分别。Gates等（2006年）更广泛地评估了非学校环境中的预防项目。各综述的结果总结见表2。Gates等（2006年）发现简短干预具有有效性，但未发现教育和技能培训效果的明确证据。目前没有充分证据支持特定干预措施对无家可归青少年有效。然而，有部分证据表明认知行为干预和支持性住房（针对药物使用）具有有效性（Altena等，2010）。辅导干预在预防弱势青少年酒精和药物使用方面的效果尚不明确（Thomas等， 2011）。尽管四项观察性研究的合并结果显示公共服务广告有效，但这些研究之间存在高度异质性（I2=100%）（Werb等，2011）。
我们对该作者试图对这些结果进行统计学合并的适宜性表示质疑。同一综述中纳入的随机对照试验的合并效应量显示，公共服务广告在预防物质滥用方面并无益处。

基于家庭的项目的有效性

所有涉及基于家庭的预防的综述在方法学质量上均较高（盖茨等人，2006；福克斯克罗夫特和策尔茨瓦泽， 2011b；佩特里、巴恩和伯恩，2007；斯密特、弗杜尔门、蒙绍韦尔和斯密特，2008）。
两项较新的综述评估了酒精滥用问题，且存在合理的重叠，因为有7项研究同时出现在这两项综述中（福克斯克罗夫特和策尔茨瓦泽，2011b；斯密特、弗杜尔门、蒙绍韦尔和斯密特，2008）。另有5项新发表的研究被纳入福克斯克罗夫特和策尔茨瓦泽（ 2011b）的综述中。较早的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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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佩特里等,2007；盖茨等人，2006） 主要关注药物滥用。综述的结果列于表2中。
仅有一项综述对多个研究的结局进行了合并分析（斯密特等,2008），其结论为家庭干预措施在减少饮酒起始（优势比0.71，95% 置信区间0.54;0.94）和随访期间的饮酒使用（d=‐0.25（95%Cl‐0.37;‐0.12））方面有效。在上个月的饮酒使用方面未发现差异（优势比0.70（95%置信区间0.33;1.53））。
福克斯克罗夫特与策尔茨瓦泽（2011b）报告称，75%的试验报告了有益效果。在佩特里的综述（2007年）中，约一半的研究显示出积极效果。针对过渡期儿童的干预措施相比小学或青春期期间的项目更常与阳性结果相关（3项关于酒精的研究均发现有所减少）。

多组分项目的有效性

我们发现了2项高质量的系统综述（盖茨等人，2006；福克斯克罗夫特和策尔茨瓦泽， 2011c），均针对多组分预防项目，但结果均不确定。福克斯克罗夫特和策尔茨瓦泽 (2011c)报告称，在20项试验中，12项显示出显著益处，1项显示出无显著性益处，7项未发现益处。盖茨等人（2006）重点关注基于社区的多组分项目，共纳入5项试验，其中一些显示有益处，而其他研究则没有。

预防项目的医源性效应（医源性效应）

一项系统综述（韦尔奇和欧文,2002）重点研究了预防项目的医源性效应。在17项研究中发现了43种负面结局。其中10项研究评估了
social influence-based programmes(59%).
Four studies evaluated knowledge/atti-tudes/value-based programmes. Nine drug prevention programmes reported a total of 24 harmful effects. Of these, the majority (87%) were behavioural measures such as multiple drug use, marijuana use or increased alcohol consumption. Eight al-cohol prevention programmes reported a total of 19 harmful effects, most of which
were non-behavioural measures(58%)
such as increased estimates of alcohol, marijuana offers or pro-alcohol attitudes (Werch& Owen, 2002).

讨论

本综述概览总结了来自21项系统综述的关于预防青少年酒精和药物滥用项目有效性的证据。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在尝试创建支持该领域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的综述概览过程中遇到的一些方法学局限性，并强调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领域。

我们是在对青少年酒精与药物滥用预防指南进行改编的过程中启动本综述的。本综述概览的潜在发现旨在回答现有指南中缺乏证据支持的问题。然而，指南专家组提出的其余问题均未能通过本次综述得到解答。此次综述概览未能为指南改编过程提供有用结果，主要原因在于其提供的答案与所设定问题的相关性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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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在指南适应过程中提出的（临床）问题以及纳入综述的方法学缺陷。该概述未能达到我们对其补充现有指南内容的期望。解决此问题的策略之一是与相关的 Cochrane和Campbell小组合作，确保重要利益相关者的临床问题被列入议程。该概述未能为指南适应过程提供有用的结果，也与人群、干预措施和结局的异质性以及结局报告不充分导致无法进行数据合并有关。未来可采取若干措施以促进综述的综合过程： 第一，应开展更多研究来回答干预措施是否有效及其对哪些人群有效这一重要问题；第二，应更加关注比较不同参与者类型或人群；第三，原始研究应报告标准化结局指标，以便能够统计合并结果；第四，应详细报告影响预防干预的过程与实施方面。这将有助于制定个性化推荐，从而考虑诸如应由谁提供项目、何时以及如何实施等因素。

本综述显示，基于学校的项目证据最为充分。然而，我们并不建议决策者仅投资于此类预防项目。这一发现很可能是因为有更多关于此类项目的综述（和原始研究）所致。
在该主题上开展的研究。此外，这些研究的结果更多地采用了定量汇总的方式，并对干预措施的不同组成部分报告了更详细的细节。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纳入综述的方法学质量可能会影响结论，且关于基于学校的干预措施的综述质量往往比非基于学校的干预措施综述更差。我们同意Amato等人(2011)的观点，即成瘾领域的Cochrane综述质量似乎比非Cochrane综述更为充分。在9项关于基于学校的预防的综述中，仅有2项为 Cochrane综述。这正是我们未进行灰色文献全面检索的原因之一。我们并不期望从例如存储在大学电子数据库中的硕士论文项目所产生的综述中获得显著的质量提升。

综述概览相较于传统系统综述的一个理论优势在于，在适当情况下，前者能够使用户直接比较不同干预措施的治疗效果。然而，我们此前提到，由于缺乏定量汇总数据，导致我们无法对结果进行统计学上的合并。作者在评估预防项目时采用了多种多样的结果测量指标，包括饮酒起始年龄、醉酒起始年龄、酒精滥用（量、频率等）、醉酒发生率、酒精/药物滥用减少以及药物相关行为测量。
研究结果（及报告）的这种异质性阻碍了综述作者计算总体效应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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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内部及研究之间对结果进行定量汇总。
如果没有定量总结，就很难判断某项干预是否有效。为了弥补缺乏统一的定量结果这一不足，我们采用“投票计数”作为综述结果的汇总方法。该方法是指统计和比较具有积极（或消极）结果的研究数量，在无法应用标准元分析时可考虑使用此方法（迪克斯、希金斯和阿尔特曼，2008）。在我们的尝试中遇到了三个问题。第一，将数据划分为类别的选择具有主观性。我们设定较高的分类阈值，例如，综述中至少75%的研究报告了积极效果才能被评为“+”，以力求在总结时保持保守。我们未发现将不同结局编码为“+”和“−”的标准方法，因此我们建立了自己的系统以一致的方式呈现结果。未来的研究应更加关注此类困难。第二，我们难以判断在同一研究中某些结局呈阳性而其他结局呈阴性的情况。此外，我们无法考虑研究规模和研究质量的影响。通过同时报告综述结果和我们的“总结估计”，我们认为已实现了尽可能高的透明度。为了提高预防领域研究之间的可比性，应在初级评估研究中就主要的结果测量达成共识。早在十年前，布克斯坦和温特斯（2004）就已建议在预防与成瘾领域标准化结局测量，以实现研究间一定程度的统一性和一致性。
ies。这一观察至今仍然成立。

预防干预旨在改变个人或群体的行为，可被视为复杂的干预措施。这些干预措施包含多个要素，所有要素似乎都是干预起效所必需的，但其中的“有效成分”却难以明确（坎贝尔等人，2000）。为了改进对复杂干预措施内容的描述和概念理解，以便开展系统评价，可以采用分类法对干预措施进行归类（谢泼德，2009）。已有研究致力于开发针对物质滥用（汉森、杜森伯里、毕晓普和德宗，2007）以及行为改变技术（米奇等人，2013）的预防干预分类体系。然而，要使用这些分类体系，需要对干预措施进行较为详细的报告。系统评价的标准报告模板，例如 PRISMA声明，强调透明呈现所有综述步骤（http://www.prisma‐statement.org）。
但为了充分理解干预的过程，我们还需要有关干预措施的更详细信息，包括实施忠实度。
TREND声明有助于作者更好地描述其干预措施，应在研究人员中推广使用（ http://www.cdc.gov/trendstatement）。
我们同意汉尼斯、洛克伍德和皮尔逊（ 2010）的观点，即使用标准报告模板本身很可能不会提高研究质量，但它将有助于研究人员评估系统评价的作者是否按照方法学要求开展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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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进展。应更加关注重要的过程和实施特征，这些特征可以说明干预在“何种情况下、对谁以及如何起作用”。例如，研究应详细描述干预的频率或持续时间（课程次数）、实施的剂量和实际接收的剂量、参与者的招募信息、前测和后测中的组规模，以及干预期间的实施忠实度，以便充分理解预防等复杂干预措施（Hannes,2014）。

我们同意Fox‐croft&Tsertsvadze（2011b）的结论，即对预防干预措施效果不一致的综述结果最可能的解释是，某些项目在特定场所或特定人群中是有效的。目前尚不明确哪些干预措施在何种情况下有效。
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认为除了合并估计的有效性外，该领域还需要开展定性研究。这些研究通常关注影响有效性的情境因素，有助于我们理解针对青少年的预防项目的适宜性、意义以及感知有效性。（汉内斯等人， 2013）

对研究的启示

本综述概览共纳入21篇综述，其中10篇具有较高的方法学质量。综述之间存在的质量差距和缺乏统一性，阻碍了得出明确结论。因此，需要改进原始研究的设计与报告，以增进对这一复杂领域的认识。
研究人员和专业人士应努力就以下方面达成国际共识：a）首选的结果测量（包括潜在的负面影响和长期结局），b）干预的首选特征，以及c）定义高质量原始研究的最低要求，以尽可能降低偏倚风险。随后，这些标准应在研究设计中加以实施。

对实践的启示

本系统评价概述的结果表明，基于学校的预防项目具有虽小但一致的积极效果。如果这些项目由同龄人实施，则可能更为有效。此外，以情感为基础的综合性项目（多因素的，并将知识与技能相结合，包括社交技能）以及基于多种学习模型的项目似乎也显示出有希望的效果。目前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公共服务广告对预防青少年酒精和药物滥用有用。
以家庭为基础的预防（以小学与中学之间的过渡期为有利时机）和基于社区的预防项目可能是有效的。然而，目前仍缺乏关于多组分干预措施有效性的明确证据。我们需要更多研究来更好地了解在服务递送、场所、提供者类型和参与者类型方面哪些项目是有效的。决策者在预防领域负有重要责任，应鼓励研究人员提高研究之间的一致性和统一性，促进经过验证的检查清单的使用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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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并应激励他们考虑过程和实施方面。这将提高制定实践和政策有用建议所需证据的质量。

利益声明 无。

埃尔克·埃默斯，理学硕士
比利时鲁汶大学 电子邮件： elke.emmers@ppw.kuleuven.be
格特鲁达·埃尔西娜·贝克林，博士，理学硕士 比利时鲁汶大学 电子邮件： trudy.bekkering@med.kuleuven.be
卡琳·汉内斯，博士，理学硕士 鲁汶大学，比利时 电子邮件： karin.hannes@ppw.kuleuven.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