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春招话改革
王凌峰
目前,春季本科招生计划过少,很多考生只是将春季高考当做“练靶场”一试身手,春季高考依然是“叫好不叫座”———
从2000年1月北京、安徽等省市开始实行的春、秋两季高考招生,其目的是通过增加考试次数减少“一考定终身”的压力。但是随着春季高考逐年受到冷落,高考方式的变革又一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同时也引起了笔者对高考改革出路的思考。
高中教育应注重知识广度
现行的3+X等考试方式,表面上减少了考试科目,似乎可以降低高考压力,但实际上事与愿违。高考、中考减少考试科目不仅不能减轻学生负担,反而因为竞争焦点集中,导致为了增加试卷区分度,偏、尖、怪题目出现机会增加,学生负担会更大。
由于高考科目过少,在学生围绕少数学科全力以赴、负担过重的同时,基础知识面却很狭窄。中学虽然设有很多学科,但许多学科不是高考科目,学生并不认真去学,甚至形同虚设,素质教育成为一句空话。
试行3+X模式的初衷是减轻学生负担,但从实际情况看,大部分招生院校选择3+1模式,应考科目减少,但竞争更激烈。另外,考生为了增加学校和专业选择机会,往往多考1、2个科目。1999年广州市80%以上考生选择报考3+3,相对于报考3+2或者3+1来说,压力自然更大。
笔者认为,应增加高考科目,以增加学生掌握知识的广度。其好处是:
一是可以拓宽学生知识面,学生创造性有了更大发展的可能性。例如,一个学生具备生物研究方面的才能和兴趣,可是高考只考五科,不考生物,这样他在物理和语文考试成绩不如大部分同学的情况下,因总分不高而落选;如果考试科目较多,他就可以通过物理和语文之外的其他科目提高总分,被录取机会就会大大增加。
二是学生精力不会集中在少数科目上,这样命题人员就不必靠增加考卷难题来保证试卷的区分度。试题平均难度的降低,会引导学生注意掌握基础知识,不用去钻偏题、难题,有利于减轻学生负担。
三是高中阶段是学生心理成长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应该以“通识教育”为主,让学生对科学知识、文化知识和社会知识形成基本概念。人们在讨论高考改革的时候,往往焦点集中在考试方法等方面,实际上高中应该学些什么才是最根本的问题。诸如法律、社会学、心理健康、职业指导、艾滋病教育等知识非常有必要纳入中学学习内容并进行高考,而地理与生物更应作为高考必考科目。
增设科目必然要增加师资配备、教材供应等工作量,教学组织工作也比较繁杂。但从长远来看,利大于弊。教育政策设计者应清醒地认识到二三十年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例如,目前高考、中考都不考地理、生物等基础学科,等到二三十年后发现这些专业的发展受到影响时就为之晚矣。
对于“增加高考科目”这一设想,可以先在部分重点中学试点之后再逐步推广,尤其要注意与现行高考招生制度相衔接。
高考应取消文理分科
早就有人撰文指出,过早地文理分科,理科生不再学习文学、历史、地理,知识面狭窄,缺少人文精神;文科生则不熟悉最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素质教育则成为一句空话。美国中学理科知识比我国简单,但美国自然科学水平有目共睹。因此,应该适当降低中学数理知识的难度,取消文理分科,让学生学得更加快乐、更加全面,同时也可有效克服目前高考已经出现的选科过于集中现象,与高等教育越来越明显的大类培养改革接轨。
近两年来,广州各中学均不同程度出现物理、化学考生减少的现象。部分中学老师要求学生不要报读物理和化学。例如广州市某中学2003届毕业生选考物理、化学两科的学生占近六成;而2005届则锐减到只接近四成。与此同时,选考政治、历史的学生激增,其中政治更取代物理,成为单科选考人数最多的科目。
原因在于:目前越来越多的高校对入学新生实行先通招入校,等到大一或大二后再根据学生的选择分专业。于是考生“曲线救国”,怎么有利于考上心仪的院校就怎么报考;非重点中学为使学生考上好的大学,便引导成绩中等的学生避开与重点中学物理、化学科目考生竞争,转投政治等考分相对不容易拉开差距的“软”科目。如果文理不分科,就可以解决这类问题。
努力降低考生高考成本
高考成本一是金钱成本、二是时间成本、三是心理成本。11年前笔者高考结束时,和同学一起将书付之一炬的一幕似乎犹在眼前。就目前来看,可以考虑以下措施:
一是各高校春秋季高考招生名额应逐渐达到一半对一半。目前春季本科招生计划过少,很多考生只是将春季高考当做“练靶场”一试身手,春季高考依然是“叫好不叫座”。
二是限制复读,更准确地说是将考试录取与考试次数联系起来。一个参加了3次考试的考生与一个第一次参加考试的考生是存在较大差异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应当充分发挥春季高考的最大“制度效益”。一名应届生一年参加两次高考,一般来说是可以发挥出应有水平了。对于参加高考超过2次者,则可考虑根据其高考次数适当提高录取分数线。
应实行全国统一录取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不同地区考生之间不平等录取的现象,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以1999年为例,北京重点院校文科最低录取分数线是466分,湖南为556分,相差90分;北京重点理科院校最低录取分数线为460分,而湖南为537分,相差77分;北京一般文科院校最低录取分数线为447分,而湖南为524分,相差77分;北京一般理科院校最低录取分数线为421分,而湖南为495分,相差74分。其他一些省如山东、江苏等也存在类似情况,因此出现了在某些省一般本科都上不了的学生,在北京却可以上重点大学的不公平现象,高考移民现象也由此而生。尤其是农村考生受教育条件本来就明显差于北京等地考生,但还要比北京等地考生高出几十甚至上百分才能考入同样大学。
2000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郑州市政协副主席张世诚起草了一份提案《高考招生的地区不平等现象应该改变》,类似的提案还有全国政协委员、华中理工大学郑楚光教授提交的《受高等教育权利必须平等》和全国政协委员、湖南大学姚守拙教授提交的《高考招生应在全国范围内按分数高低统一录取》。
诚然,高等教育属非义务教育,但公民公平竞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却不应被剥夺。如果北京或者上海市属高校偏爱本地学生倒也无可厚非,但在全国性高校招生比例上出现如此严重的失衡还是必须要正视的现实。
应在全国推行标准分制度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福建开始采用标准分制度,以更准确客观地评价考生成绩。尽管已实行多年,还是有许多考生和家长不理解。鉴于此,2002年福建停用标准分,高考成绩重新用原始分。一些省市也陆续恢复使用原始分。据了解,目前全国仍然采用标准分的省市已为数不多。
笔者认为,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在全国推行标准分制度。有的省份使用原始分,有的省份使用标准分,很难对各地录取分数线进行统一比较。
多元化评价招生宜缓行
美国大学的选拔标准是除SAT成绩外,对个人的特长、参与社区的活动、课外活动也纳入考虑范围,这有利于更全面准确地评价学生。据此,国内有人主张学习美国高校录取的做法,实行多元化评价。
但多元化评价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地区差异太大,法制不健全,使得评价工作难以操作。一些高校往往在定向招生计划、使用机动指标降分录取、少数民族预科生指标分配、特长生招生、保送生资格选拔、补录等方面有很大的弹性操作空间,使得多元化评价实际上很难实施。
在我国大学治理结构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如果较大幅度地放开高校招生自主权,势必会出现新的不公甚至更严重的招生丑闻事件。以我国目前情况看,多元化评价录取至少是在5年乃至更久之后的事情。
考试制度被誉为中国人的一大发明,对西方公务员考试也产生了积极影响。高考涉及千家万户,高考政策设计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公共政策设计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尊重现实条件,最大程度地扬长补短,获得次优效果,应是高考改革的现实选择。(作者单位:桂林电子工业学院)
■数据说话
今年春季高考与二○○○年的首次春季高考类似———报名人数少于录取计划。今年春季高考报名人数为一千四百六十六人,比去年减少约八百人,而今年的计划招生数为一千五百四十二人。招生学校层次和本科计划人数的不断下降是春季高考受冷落的主要原因。今年春季高考本科招收计划三百人,比去年少了四百五十人。二○○○年,共有十三所高校参加北京地区的首次春季招生;而今年,招生院校降至十所,其中民办学校占了六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