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姆·奥特曼与孙正义支持一位27岁青年的“新贝尔实验室”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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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路易斯·安德烈（Louis Andre），互联网上的信息少得惊人——而这恰恰让他的崛起显得更加引人注目。

安德烈今年27岁，成长于欧洲，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来自马达加斯加。他曾在伦敦大学学院攻读神经科学与计算机科学，之后辗转于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等科研机构，并在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支持的帕金森病相关生物科技公司任职。熟悉他的人评价其“聪明、有魅力、研究扎实”，虽然他过去的项目并非爆款，但始终潜心于科学。

然而，从本周一开始，这位默默无闻的年轻科学家将进入聚光灯中心。安德烈正式宣布成立新公司Episteme，获得OpenAI首席执行官萨姆·奥特曼（Sam Altman）、软银集团创始人孙正义（Masayoshi Son）以及多位尚未公开的投资者支持。总部位于旧金山的Episteme计划打造一个现代版“贝尔实验室”或“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Xerox PARC）”，吸引世界顶尖科学家进行自由探索式研究，孕育突破性成果。

“我们希望支持那些真正有思想、想追求有意义创意，却在现有体制下感到受限的人。”安德烈表示，“有太多天才科学家对当下的科研模式感到失望。”

从一场对话开始的理想

Episteme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几年前安德烈与奥特曼的一次谈话。两人讨论了当今科研生态的种种弊端：学术界的顶尖人才大多耗费时间在撰写基金申请、管理繁琐行政事务和论文发表上，真正的科研时间反而稀缺；而风险投资驱动的初创公司，则往往要求短期回报，难以支撑长期高风险研究。

“那时我们都在想，‘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尝试不一样的模式。’”安德烈回忆道。

Episteme的核心构想，是为科学家提供丰厚薪酬、实验资源与公司股份，让他们摆脱筹资与申报压力，专注研究。同时，Episteme配备专业团队处理知识产权、税务、人事与行政事宜，并已从盖茨基金会及美国能源部引入多名关键管理人才，帮助科学成果走向产品化。

“新贝尔实验室”的野心

贝尔实验室与施乐PARC被视为科研机构的巅峰典范——前者孕育了晶体管、激光、信息论、Unix系统与蜂窝通信技术，后者则奠定了个人计算与互联网时代的基础。它们的模式是让研究部门享有相对独立的自由，免受短期盈利压力的束缚，鼓励探索性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大型科技公司仍延续这一传统。IBM、Sun Microsystems、惠普（HP）、英特尔等均设有实验室，记者每年都受邀参观科学家最新的突破性项目。近年来，谷歌的“X实验室”被认为是这种传统的延续者，但成效参差不齐。

如今，这种“自由科研乐园”几乎绝迹。企业需向股东交代季度业绩，已无余力长期资助基础研究。更多公司选择直接收购初创企业，而非自行研发。

Episteme：跨领域的科学加速器

与生物技术领域的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怀特海德研究所或扎克伯格基金会的研究中心不同，Episteme的愿景更广——它不专注单一领域，而是吸纳跨学科的科学家。

耶鲁大学天文学系主任普莉亚姆瓦达·纳塔拉詹（Priyamvada Natarajan）作为Episteme顾问表示：“Episteme涵盖人工智能、能源、新材料、电池系统与超导体等多个方向。它借鉴了贝尔实验室和PARC的精神，但更适应当今科学语境——这是一种新型科研加速器。”

安德烈透露，公司已锁定约2,400名理想候选人，首批将招募15名科学家，研究领域包括能源、计算与神经科学。首个实验中心设在旧金山，未来计划在全球建立多处分部。

“我们考察三件事，”安德烈说，“科研的实质性、技术与执行能力，以及最重要的——他们的‘变革理论’。我们希望他们对未来有清晰愿景和深层动机。”

风险与理想并存的“科学乌托邦”

这种由投资人主导的科研机构风险不小。出资者可能因兴趣减退而撤资，科学家也可能在压力下失去自由。上周，曾获5亿美元融资、备受瞩目的Arena BioWorks被曝运营仅两年便即将关闭。

尽管如此，奥特曼与安德烈都承认Episteme具有商业目标。科学家将定期接受成果评估，公司希望通过科研成果与产品化实现自我造血。然而两人也强调，希望给予研究人员充分的时间与空间。奥特曼表示：“我不会对他们施压。科研项目成熟自有其节奏，有的需要两个月，有的需要十年。路易斯的愿景与我非常契合。”

安德烈与奥特曼均拒绝透露投资规模，但消息人士称，这并非奥特曼那类“巨额押注”项目（如Helion核聚变、Retro Bio长寿研究或World Labs世界模型）。其他富豪投资者也接受这一投资可能多年不见回报的前提。

重建科学的“第三条道路”

美国科研体制近年来遭遇重创——联邦预算削减、政治化干预、大学经费减少让众多实验室陷入困境。大量研究经费被行政管理消耗，年轻科学家面临职业不确定性。

纳塔拉詹指出：“当前正是提供这种替代方案的最佳时机。”与此同时，中国的科研体系正迅速崛起，从制造业到人工智能、生物科技都在迎头赶上，美国若继续失去科研创新优势，将付出高昂代价。

安德烈认为，问题不在人才，而在机制：“科学的瓶颈不是缺乏天才，而是缺乏让科学成果转化为社会应用的体系与执行力。Episteme的目标，是构建区别于学术界与产业界的‘第三种模式’，让科学家既能自由探索，又无需成为创业者或募款人。”

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与科学的再启蒙

Episteme首批科学家之一、本·安古洛（Ben Angulo）来自哈佛大学乔治·丘奇实验室（Church Lab），计划于2026年初在Episteme建立自己的研究室，专注基因与细胞疗法研究。“在学术界，很多有前途的项目被过早终止；若去初创公司，又会被严格的商业时间表束缚，”他解释道。

安古洛曾与安德烈在布林资助的OccamzRazor生物科技公司共事。他称安德烈“聪慧且理想主义”，并认为正是年轻使他有勇气挑战旧秩序：“要推动这种变革，必须是一个尚未被体制驯化的年轻人。”

Episteme的名字源于哲学概念“知识论”（episteme），体现安德烈将文学与科学相融合的理念。他希望通过这家公司纠正“资本与人才错配”的问题。

“有些人会说这听起来太理想化，”安德烈笑道，“但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里，保持理想主义，恰恰是推动科学前进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