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人民币升值影响 软件业利润同比降4.6%

10年前，托普软件是成都软件业的一面旗帜，当时托普掌门人宋如华名气堪比东软刘积仁。

1997年，受大连软件园启发的宋如华在成都附近的郫县红光镇选中了一片100亩大小的菜花田，竖起一块“西部软件园”的大牌子。

7年后，托普神话风流云散，成都软件产业基地也曾面临着摘牌困境。

11年后的今天，同样是这块软件产业基地，同样在这块宋如华曾经的“滑铁卢”，在当地政府的铁腕复兴下，英特尔，微软，IBM等全球有超过36家世界500强IT跨国公司进驻这里，软件及服务外包相关企业已有440家，成为名副其实中国“班加罗尔”第二城。

记者在4月18日成都举办的软洽会上获悉，成都高新区正准备在这里打造高达250米的超高建筑群：“天府新城”。

继第一波制造业转移后，跨国公司开始把信息服务业放在中国，而这一轮的转移给大连，成都，武汉这样的区域中心城市带来了新的机会。

机遇从来与挑战并存，各城市竞斥巨资建立的外包基地同样要吸取那个曾经名噪一时的托普软件园的教训。

人民币升值挤压外包泡沫

我国有望凭借低廉成本和劳动力以及在IT技术和基础设施上的优势，成为全球服务外包最大接包市场。

但行业的发展不完全按照既定的规律走下去，总有些不可抗拒的意外情况，比如，近期人民币超出预期的升值，以信息产业部最新统计显示，受汇率等因素影响，今年1-2月，我国软件产业实现利润总额68.6亿元，同比下降4.6%，效益下滑的原因之一即是人民币继续升值，增加软件外包的成本，且造成以美元结算的外包收入减少，直接影响外包企业效益。

人民币持续升值降低依赖国外市场的外包企业的利润率；中国外包产业的低成本优势正在被逼平，“印度二三级城市的外包与中国北京、上海等一级城市价格是相同的”。

去年，东软集团以1.4亿美元的离岸外包收入以及40%的增长率，再度摘得中国软件外包第一的桂冠，对于人币民升值对外包业影响，东软最有发言权。刘积仁在软洽会中坦陈，人民币的升值不可避免会带来外包行业成本的上升，但行业“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也会增强，对东软这样的行业龙头反而利好。

如何应对利润压缩呢？“公司要制定长远的发展，就像一个政府制定货币政策，要考虑一揽子的计划，公司将通过优化结构，以及竞争能力来消化利润下降。”

除了人民币升值，来自海外政府性阻截也给方兴未艾的中国外包蒙上不确定因素。

美国政府正在评估一项关于将业务外包到海外利弊的议案，该议案呼吁政府收集关于业务外包到海外的数据，限制政府机构将业务外包给海外公司。

外包存在“规模不足”困难

走印度模式还是欧美模式是中国软件商争论了五六年的话题，用友，金蝶是欧美模式，东软是外包派。

从这几年发展看，尽管利润率有所下降，用友、金蝶得益于整个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盘子依然在扩大。

而承接全球服务外包印度向中国转移趋势，东软外包规模化的后发优势开始显现。一批中软，文思这样的外包企业受VC，PE等资本青睐，先后赴海外上市。

软件外包真的能赚钱吗？商业模式真能成立吗？

很多VC（风险投资商）们对外包前景只是谨慎乐观，“外包服务在短期内要有想它有规模和巨大成长是不太可能的。”

IDG副总裁熊晓鸽认为，外包服务问题和机遇并存。外包服务需要体系性的运用，它不仅需要企业有软件设计能力，同时企业还要有在海外销售，拿单的能力。这些需要政府和企业综合考虑。

“不确定性太多，有业务，有需求之后，还要确保人才特征，有没有那么多的人才能跟上，这是一个跟人头相关的产业，当要谈到收入规模时，一定要有人员规模基础”联想投资总经理夏扬认为，一个软件外包企业要达到上市，至少要有3000到5000人，现在大部分300-500人规模的企业就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与顶级外包企业一笔单子动辄上亿美元相比，中国外包企业拿到的单子平均只有50万元；谈论多年的中国外包企业规模不足的问题仍然存在。

“目前，国内外包中前十名也就有10%的规模，这么分散的市场，是行业不成熟的表现”。

教育体制制约人才供应

拥有文凭的人越来越多，符合企业用人需求的人才却仍然不足、“不是老师解决了学生就业问题，而是学生解决了老师的就业问题”，东软刘积仁的这些观点直指软件人才缺口的根源：当中国毕业生数量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的时候，中国却还在沿用几十年前的大学教育体制，没有体现出教育的多层次性。

“不是人才本身不行，而是我们的培训体系不行。”作为人才研究权威人士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指出，软件人才培训教育的体系是一个瓶颈。

■数字

2007年，中国软件外包服务市场规模达到20.1亿美元。

IDC统计，我国IT服务外包市场规模从2004年的35.5亿增加到了2006年的67.9亿元，预计2009年将达到160亿元，未来几年也将保持高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