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复的博客

　　大学报到的第一天，我刚走进自己的宿舍，就看到一个棕发碧眼的男孩冲我微笑，“嗨，我叫拉斯（Russ），把东西放在这里吧。”这就是我的室友拉斯，我们一起住了整整两年半。拉斯是波兰裔美国人，他身高178cm，骨骼宽大，他成了我在大学期间唯一的知心朋友。我们大多数时候很快乐，在昏天黑地胡说八道中度过。　　我们也搞一些恶作剧，对面宿舍一个讨厌的室友总是爱财如命，自以为是，并以富家公子自居。他身形

　　1988年4月，我拿到了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计算机博士学位，这离我1983年入学只有4年半的时间。在卡内基·梅隆的计算机学院，同学们平均6年以上才能拿到博士学位，我用这么短的时间拿到博士学位，又是一项新的纪录。26岁的我，在恩师的盛情邀请之下选择留校任教，成为卡内基·梅隆里最年轻的副教授。　　那段时间，父亲在美国做访问学者，他在我们匹兹堡的家里前后住了半年左右。父亲还是孜孜不倦地作着中国

　　那段时间，凡是到微软研究院来参观的客人，都会忍不住感叹：“这里怎么有那么多写字的白板？”有的客人坐在我们的休息室里，会惊讶地发现，就连手边的茶几都能“写字”。　　白板文化并不是我在研究院初创的。早在1983年，我在卡内基·梅隆读博士期间，瑞迪教授就已经在白板上和我讨论研究的方向了。很多美国公司都有白色的写字板，用特殊材料制成，可以用水墨笔在上面书写，之后可以轻松地擦掉。我认为这是工

   去苹果上班的第一天，阳光明媚，我上了车，拿出自己的报到书一看，吓了一跳，上班的地方居然是一家商业银行。我当时有点摸不着头脑，为什么不是在苹果的总部里上班？苹果难道搬家了，搬到银行去了？   来到银行，我小心翼翼地询问那里的保安，“请问苹果公司是从这里进去吗？”保安指了指后门。看来没走错！转到银行的后门，发现还真是别有洞天，上到二楼，一个小门里，一些年轻人正专注地摆弄着计算机。原来

　　苹果的产品总被视为艺术品，而它们的创造者——苹果的员工们，也颇有艺术家的特质，每个工程师都是天才，都个性十足。因此，我深信“放权”才是最好的管理方法。　　我把自己看成公司员工和管理层之间的桥梁，先从高层那里理解大的战略思想，然后传达给员工。我压抑住自己的好奇，克制住每件事都要自己过问的冲动，充分信任员工，给员工一定范围的自由。我深信，这才是真正有艺术的管理。而且作为管理者，当员工的价值

　　“作为一个在美国生活了30年的中国人，你到底在文化方面是更倾向于美国，还是更倾向于中国？”很多媒体喜欢问我这个问题。　　1999年之前，我的回答总是：我是一个多文化背景的科学家，因此我能够理解两种文化的不同。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但是，回到中国后，我才发现，自己对这一点其实过于自信了。　　1999年1月31日，刘挺来希格玛面试的时候，是从哈尔滨坐火车来的，他很优秀，最终得到了微软的of

　　在微软研究院成立之初，我就有一个愿望——有朝一日，我要走进比尔·盖茨的办公室，向他展示微软中国研究院的成果。　　这种汇报，是展示中国智慧最好的机会，也是让比尔信任“中国智慧”的最好契机。我希望中国研究院因此获得更多的经费和更有力的支持。　　从进入研究院开始，我就把这个愿景分享给我的同事和朋友们。因此，向比尔汇报，成了我们共同的梦想。在美国出版的一些有关微软和比尔·盖茨的书籍中，“

　　由于发现投入两年多的多媒体技术一直没有盈利，新总裁瑞克·贝鲁佐决定砍掉我们部门，SGI公司的经历，让我再一次感到，在一个硬件公司里做软件的“艰难”。苹果和SGI都是在自身封闭的硬件环境下，单打独斗地做软件，我知道这并不是未来市场的趋势。我渴望变化，但是怎么变，我没有明确的方向。　　1998年春天，是我最心力交瘁的日子。一方面要安抚员工的情绪，虽然公司前途未卜，但是我不希望他们失去斗志；

　　微软公司的视窗产品确实是改变人类历史的一项伟大产品。尤其是1995年8月24日，Windows95的发布轰动了整个世界。Windows95的出现带给使用者一个完整的图形化操作与使用概念，使人在电脑前的工作过程不那么枯燥乏味，使用电脑的经历也开始变得有趣。它的出现被认为是人类科技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随后，微软在视窗的研发投入上力度越来越大。到后来又研发出Windows98、Window

　　“什么是做博士的目的？”在我选定研究方向，正准备挽起袖管大干一番的时候，我们的院长尼科·海博曼问了我这个问题。我想都没想，脱口而出，“就是在某一个领域做出重要的成果。”“不对。”尼科·海博曼教授不假思索地否定了我。他告诉我，“读博士，就是挑选一个狭窄并重要的领域作研究，毕业的时候交出一篇世界一流的毕业论文，成为这个领域里世界首屈一指的专家。任何人提到这个领域的时候，都会想起你的名字。”

　　在美国，学生打工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在学生入学时，哥伦比亚实行need-blindadmission（需求不视）的制度，也就是说，哥大在录取学生的时候，并不询问你的家庭能否承担学费。而一旦被录取，学费的问题才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哥大会让学生填写表格，了解学生家长的收入情况和储蓄情况，以便知道学生能否支付学费。　　对于比较贫穷的家庭，哥大会分析它能负担多少学费，然后会补足所有的差额。这

   1978年年底到1979年年初，我已经是一个十一年级的美国高中生。这意味着，我将迈出人生至关重要的一步，申请大学。   我像所有的优等生一样，对高等学府里的生活充满了向往，我的梦想一直是做一个哈佛人。不仅是因为哈佛大学的光环，也因为我一直把学习法律当做我的目标，并把学习数学当做我的“后备”，而哈佛的这两个专业都是全美最好的。我也曾经充满了无限的信心，因为我是全校公认的最活跃、最聪明的

　　对儿时的我来说，父亲是个严肃而遥远的人。从我出生到11岁赴美之前，他给我的感觉，总是有一点点沉默和神秘。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每天待在书房里，或踱着方步，或不停地写作。　　虽然来台湾多年，但是父亲一直不变的，是那满口的乡音。因此，我们的家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孩子们跟爸爸讲四川话，跟妈妈和兄弟姐妹讲普通话。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依然可以讲出很多四川话。听到川音，还觉得分外熟悉亲切。

   1977年，我第一次参与了美国Junior Achievement(JA)组织的“高中学生创业尝试”课程。学生将在商业志愿者的指导下创办一个学生公司，发售股票，召开股东会，竞选管理者，生产和销售产品，财务登记，开展评估，清算公司。通过学习和实践，来学习商业运行的方式，了解市场经济体系的结构和它所带来的效益。   参加这个课程，将由学生担任员工并推选一个总裁，由总裁来设定公司名称、产

　　去念小学，是我人生中自己作出的第一个重大决定，也是母亲第一次 “放权”给我。　　5岁的某一天，我忽然觉得上幼儿园没意思了。因为在幼儿园里，我们每天都是唱儿歌，吃点心，在阿姨的催促下睡觉，连梦里都是听腻的儿歌，没有一点新意。我就跟妈妈说，我再也不想去幼儿园了，我想去念小学。　　妈妈说：“再过一年，你就可以读小学了，要不然再等一年吧。”我扬起头，对她说，“妈妈，让我自己考行不行？如果考上

　　去美国之前，我只学过半年英语，因此，语言障碍成为我面临的最大难关。刚开始，同学和老师说的话，我几乎一句也听不懂，那种感觉非常痛苦，那“催眠”一般的语速，总让我在课堂上打起瞌睡，有时候，听到同学们因为老师的一句笑话笑得前仰后合，我才从梦中惊醒，但还是摸不着头脑。天书一般的英文，开始让我有些望而却步，后来，我干脆带几本中文的武侠小说到课上去读，因为觉得怎么听也听不懂，还不如看小说。美国的教育颇

   我的出生，对全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surprise”（惊讶）。由于兄弟姐妹年龄差距很大，因此我出生的那一年，连大姐的孩子顾伟川都已经一岁了。伟川虽然比我大，但还是习惯叫我“舅舅”。在童年的时光里，只有伟川和我年纪相仿，因此舅舅和外甥总是打成一片，一起做过很多令人哭笑不得的事。   家里所有的姐姐都公认，我是所有孩子里面最调皮的那一个。我从小就特别喜欢模仿别人，比如模仿父亲说四川

   1939年，父亲和母亲相恋一年后结婚。母亲跟随父亲回到四川，小两口单住一年后，搬去跟我严厉的祖母和父亲的两个孩子一起生活。   那时候，我的母亲只有20岁，父亲的两个孩子，一个6岁，是我的大姐李开芸，一个4岁，是我的大哥李开宁，他们刚开始很排斥这个“后妈”，甚至拿东西扔她，但这个“后妈”对他们视若己出，他们后来也渐渐地爱上了母亲，一生都把她当亲生母亲看待。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母亲身

　　圣玛丽学校将近两年的生活可谓波澜不惊，但也有一些小插曲。　　由于橡树岭有著名的原子弹实验室，也有大片大片的农田，因此，圣玛丽学校既有科学家的孩子，也有朴实无华的农民的孩子。　　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很多人对中国谈不上什么了解。在橡树岭这样的小镇上，人们对中国的了解更是片面，他们甚至常会把Taiwan（台湾）和Thailand（泰国）弄错。因此，长着一幅中国人面孔的我，在美国人眼里，还

　　大学里专业的选择将有可能决定你一生的航向。我一直认为自己喜欢法律，希望将来做一名律师，哥伦比亚大学新生入学时，没有规定专业，学生可以表明自己的大概意向，我毫不犹豫地填了“政治科学”（politicalscience）。 　　大学二年级，我开始主修“政治科学”，这属于一种“法学博士预科（prelaw）”的专业。但是，上了几门课后，我就发现自己对此毫无兴趣，便开始和家人商量转系的事情

　　聪明人愿意和聪明人一起工作，我一向信奉这一点。因为，聪明的人就像一个重力场，智商本身就相当于重力，聪明人与聪明人在一起，会变得更聪明，随之吸引的聪明人就越多，重力场也会变得越来越大。　　虽然初期在美国招聘效果很不好，但是我没有放弃，我相信，随着亚勤的回归，会有更多的聪明人愿意回到中国。　　经过多次沟通，我在卡内基·梅隆的师弟沈向洋终于答应回来，他是微软总部的研究员。另外，我们也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