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班额问题的成因其产生和加剧受主客观因素影响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首次提出“逐步消除大班额现象”。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从政府工作角度首次提出“抓紧消除城镇‘大班额’”。2019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的《关于切实做好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的意见》指出，用两年时间，争取到2020年底，全部消除66人以上超大班额，基本消除现有56人以上大班额，全国大班额比例控制在5%以内。

消除大班额，已经成为国家教育政策及政府工作必须解决的焦点问题。在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的进程中，再次审视大班额治理问题具有积极意义。

大班额问题的成因

大班额问题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存在，但大班额问题的凸显与倍受重视是在进入新世纪后。其产生和加剧受主客观因素影响。

客观上，城镇化快速发展带来城镇人口大量增加，造成教育发展上的“城镇挤，乡村空”现象。一方面，城镇化使得城镇中小学在校学生数量及学校数量不断增长，即城镇中小学整体教育规模逐步增大；另一方面，城镇化使得乡村中小学在校学生数量及学校数量不断减少，乡村中小学整体教育规模不断缩减。乡村学生大量涌入城镇学校，“大校额”“大班额”问题日益凸显。

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9、2018），义务教育小学阶段学生数量增长速度远高于学校数量的增长速度，小学生数量由2009年的约4416万人增长至2018年的约7673万人，10年净增长约3257万人。净增长的这么多学生若是按照每个小学1000人标准的话，还需要新建约3.257万所学校，而小学学校实际增长的数量则没有这么多。据统计，小学学校数量由2009年的约4.60万所增长至2018年的约7.12万所，净增长2.52万所。显然，实际增长的学校距需要新建的学校数还有约0.73万的缺口，没有这么多学校，增长的学生应该如何安排呢？“大校额”“大班额”出现也就成为必然。

主观上，由于教育发展客观上的质性跨越，人民群众在心理上对教育产生更多的期待与焦虑，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向往，对好学校、好老师的追求愈演愈烈。而且，由于我国教育发展历史欠账较多，优质教育资源总量不足且严重失衡，“僧多粥少”“城镇多乡村少”，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合理诉求，出现“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