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长周期走势
作者：韩德强
原载：《文化纵横》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认为，美国正在经历一场自1929年以来的大危机。这个危机，是1929年以来未曾见过的一场大危机。在世界经济萧条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是不是能继续保持一枝独秀？我试图对此作出一些个人的分析。关于未来的预测，总是充满了不确定的风险，仅凭当前的一些经济数据，更不足以预测未来。必须从长时段的视野，将历史追溯到1985年。
1985年，中国企业虽然还在国有经济体制之下，但是已经进入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一年。只要企业是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它的行为就比较类似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般企业，所以就有可能用一般的市场经济的周期性规律来分析判断。
从 1985年到1989年，这是中国经济的第一个上升周期。1988年下半年到1989年上半年，是中国经济这轮上升周期达到顶峰的时候，但因为达到顶峰，所以，各个企业开足马力生产，所有生产出来的产品，不管是正品还是次品，通通拉出来卖，市场上都抢着要。经济出现了过热，物价呈现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当时的中国老百姓，此前从未经历过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市场出现了抢购风潮，中国经济进入我们转向市场体制之后的第一个下降周期——从1989年到1992年的第一个下降周期。根本的问题，就是出现了中国经济的第一个生产过剩的危机。这场危机是以小平同志南巡而告终的。
小平同志一南巡，全国经济马上就出现开发区热、房地产热，本来过剩的产品，立刻就被清空了。此后，所有的生产线开足马力生产，而且必须得要扩大生产，大量的水泥厂、钢铁厂大批上马。1992年～1994年，短短不到三年时间，中国经济走完了第二个上升周期。这一轮上升周期特别迅猛，因为背后有很强的政治性。到了1994上半年，经济过热的现象已经比较明显，当时主持经济工作的朱基副总理就来了个紧急刹车。当时的利率提高到了接近14%，国库券的利率14%，银行利率也接近14%，这样，通货膨胀很快被压下来了。
如果没有别的措施的话，中国经济在1994年利率上升之后一定会是硬着陆。但是，我们在把利率上升的同时，做了一个对冲操作，我们把汇率下调了，调到1美元兑8.7元人民币。利率上升，国内需求下降；汇率贬值，海外市场就打开了。所以，实际上可以说，1994年是整个世界消化了中国国内的经济危机，因是之故，中国的经济不是硬着陆而是软着陆。从1994年一直到1997年，凡是面向内需生产的企业，在这段时间，是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但是，沿海地区面向外需生产的企业，是开足马力大生产，利润很丰厚。1994年，也是中国的贸易逆差转为贸易顺差的一年，此后我们就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也就是说，尽管中国当时的内需是一下子被紧急刹车了，但是，我们又发现了外需。正是因为发现了外需，所以，当时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感觉非常好，原来事情可以这么做，海外市场潜力这么大！那我们今后有什么问题，依靠海外市场就得了！
可是，中国面向海外市场的大规模出口，在1994年到1997年期间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就是把“四小龙”、“四小虎”挤垮了。中国块头大，中国一旦成为世界打工仔的话，就把泰国、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的工作全抢过来了，这些国家的出口急剧下降，中国的出口急剧上升。“四小虎”国家出口下降的同时，“四小虎”国家的那些企业怎么办？那些企业发现，扩大生产没有未来，因为出口在急剧下降。怎么办？于是，这些国家的企业开始纷纷把过去赚的钱投到房地产市场，从而造成1994年～1997年这些国家的房地产市场的迅猛高涨。实体经济下降，房地产迅速增长，这样，就被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以及其他各种基金发现了空隙。也就是说，这些“四小虎”国家的实体经济下降、房地产市场飙升，这个局面是不可以长期维持的。索罗斯们通过大量购买这些国家的外汇，炒高那里的楼市，然后再撤出资金，这就造成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7月～1998年年底，中国领导人发现，出口突然间疲软了。内需继续不振，但出口也疲软了。在当年年底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上，朱基总理提出了“保八”的口号，希望1998年能继续维持8%的经济增长。“保八”怎么保？三管齐下来“保八”。第一，是财政出钱，采取积极财政政策，搞高速公路网、机场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大量的钱被投入高速公路和机场等建设中去，所有的钢铁厂、水泥厂生产就显得不足，供不应求，生产变得非常旺盛；第二，是银行拉动经济增长，让银行给企业贷款。但如何让银行安全地给企业贷款拉动经济增长？就是启动房地产业。银行一边给开发商贷款，一边给消费者贷款买房。这样，就带动了一个房地产市场，这是1998年之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又一个重要支柱；第三，就是要加入WTO，希望进一步扩大海外市场。这样，出口、财政和金融三管齐下，拉动了1998年后的经济增长，从1998年到2008年，经历了一个接近10年的繁荣，直到2007年10月份，才开始出现一些转折。
市场经济条件下，上升周期达到十年之久确实不容易。1998年～2003年期间，中国经济还属于健康快速的增长状态。2003年～2007年，就有了一些变化，大部分产业供过于求，小部分产业供不应求，大部分产业价格在下滑，小部分产业在上升，特别是房地产相关产业价格在迅速上升。中国经济从2003年以后出现了一冷一热，凡是汽车、手机、彩电、空调、服装这一类产业价格在一路下跌，而房地产、钢铁、水泥、原油这一类产业价格在一路上升。这样，宏观调控的难度就加大了，把热的产业压下去，冷的产业变得更冷；把冷的产业扶上来，热的产业变得更热，从而开始出现调控上的两难困境。这些现象类似于1997年前亚洲 “四小虎”国家出现的情况，让人非常不安。企业感觉做实业没有前途，把过去积累的资本都投入到房地产市场，促成房地产市场形成一个泡沫性的发展。这就导致形成“牛市见顶”。什么是牛市见顶？牛市见顶的基本特征，就是价增量缩，成交量不断地萎缩，但价格还在上升，资金不足以支撑价格的继续上升。
以深圳为例，从2006年到2007年10月份，成交量萎缩到此前的1/3左右，但价格上升了一倍多，从2007年10月份开始，各地的房市都进入了“横盘阴跌”状态。这种状态取决于政府怎样调控。政府救房地产，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但是可能要以通货膨胀作为代价。如果我们压缩通货膨胀，就可能出现另一个情况，叫“久盘必跌”。如果久盘不跌，反而让它往上涨，很可能会使房价一飞冲天，带动严重的通货膨胀。
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出口增长会进一步下降，因为美国的需求会进一步下降。一边是出口下降、经济增长放缓，一边是房地产泡沫处于高危状态，怎么办？ 1993、1994年遇到通货膨胀，中国把利率提高到14%，膨胀下去了，但北海、海南的房地产泡沫立刻破灭。但现在，能这么快让房地产泡沫破掉吗？不能，因为现在房地产泡沫的规模是那时的几十倍。当时，还可以向海外市场转嫁我们的生产能力，可以让人民币贬值60%，现在却不能。2006年～2008 年，人民币的升值，其实不是1:8.27美元到1:6.8美元，实际上要超过这个值。因为，人民币对外升值，但对内却在贬值。人民币对外升值，意味着过去出口100美元可以换回827元人民币，而现在拿100美元仅能换回680元人民币，换回来的钱少了；对内贬值，意味着工价在上涨，原材料价格在上升，两边一夹，把很多企业都夹死了。也就是说，对于这些企业，人民币的实际升值幅度可能超过30%。
这些企业本来的利润不会超过20%，这样一来，这些企业就直接面临破产的命运。出口导向型企业对国际市场是非常敏感的。如果要做周期性判断的话，经济不可能再持续10年的稳定发展，更不会像某些专家讲的经济几十年不会出现拐点。中国经济从1978年到2008年，这30年，总体上是一个大牛市，这是不错。但是，大牛市中也有1989年到1992年的经济下挫，有1994年到1997年的经济萎缩，有2003年到2008年大部分实体产业供过于求的萧条，这些都是事实。
按照我的经济理论去判断，中国经济也将面临一场危机，这场危机要超过1989年～1992年的规模，也要超过1994年的规模，危机从哪里爆发？或者是通货膨胀超过40%，或者是房地产下降50%，两个里面选一个。具体实现的时间表，有可能是未来的一年半到两年内。实现一个，就有可能蔓延转换为金融危机，甚至再转换，形成社会危机。当经济出问题的情况下，社会问题就会被放大。
我作出这些分析和判断的基础，在于认为市场经济不是均衡的，而一般的经济学家，一般的西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大体上都认为世界经济可以自动均衡。如果市场可以自动均衡，那么市场就是好的，不需要干预；如果市场不能自行均衡，就必须要政府干预。从1980年以来，全世界提倡的经济理论都主张放任自流，主张不要干预、减少干预。30年下来，就有可能使经济活动内在的正反馈特性、非均衡特性高度发展，使得经济面临系统性的重大风险。凡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均衡经济学派，少数人接近非均衡学派。比如瑞典的冈纳·缪尔达尔，印度的阿玛蒂亚·森也接近非均衡学派，但骨子里还是均衡学派。
这两大学派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经济生活中，追涨杀跌，强者越强，弱者越弱，企业越做越强，规模越做越大。规模越大，企业越强，越容易远远偏离市场的均衡点。今天世界上的500强企业都是非常巨大的、垄断性的企业。完全按照西方的均衡经济理论，企业是做不大的，因为做大以后，生产的边际效益就下降了。但是，按照非均衡理论，做得越大效益越好，效益越好，也就越有能力去做大。
1990年代美国“新经济”时期，计算机、通讯、互联网产业高速发展，前景乐观，吸引了大量资本进入。由于大量资本进入，形成投资高潮，设备、技术和人才供不应求，利润高涨。由此，进一步吸引更多资本进入，形成一个正反馈。但是，供给正反馈迅速超过了需求正反馈的速度，结果，正反馈崩溃，纳斯达克指数暴跌，经济从繁荣的顶点跌到萧条的谷底。几乎每一个经济周期，都可以看成是一个正反馈逐渐起动、加速、狂欢、崩溃的过程。
价格运动同样如此。按照一般人的逻辑，市场交易应该是高抛低吸。鲜花5块钱一束不要，5毛钱一束就要，这是正常的经济生活现象。但是，还有一类经济现象是追涨杀跌，房子2000元/平米的时候觉得贵，2500元/平米的时候还觉得贵，到了3000元/平米的时候，就觉得便宜了。为什么？担心它涨到 4000元去！大家都觉得房价要上涨，于是都去买房，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房价真的上涨了，于是就有更多的资金涌入，形成了追涨杀跌，这是远远偏离均衡价格的一个演化思路。
正反馈意味着非均衡，越来越远离均衡。正反馈及其崩溃，意味着市场不能完成自我调节，或者必须以破坏性的方式——“创造性的毁灭”，完成自我调节。 “创造性的毁灭”，是熊彼特的用语，意指新技术的创造对旧技术、旧产业的毁灭，这至少还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正反馈还可能意味着“破坏性的毁灭”。高息揽储型的正反馈，只有毁灭，没有创造。金融崩溃型的正反馈，也是只有毁灭，没有创造。社会能不能接受这样的非均衡？只要形成一个非均衡的追涨杀跌的机制，繁荣可以变得特别繁荣，但是，萧条也有可能变得特别萧条。
（作者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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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德强
原载：《文化纵横》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认为，美国正在经历一场自1929年以来的大危机。这个危机，是1929年以来未曾见过的一场大危机。在世界经济萧条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是不是能继续保持一枝独秀？我试图对此作出一些个人的分析。关于未来的预测，总是充满了不确定的风险，仅凭当前的一些经济数据，更不足以预测未来。必须从长时段的视野，将历史追溯到1985年。
1985年，中国企业虽然还在国有经济体制之下，但是已经进入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一年。只要企业是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它的行为就比较类似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般企业，所以就有可能用一般的市场经济的周期性规律来分析判断。
从 1985年到1989年，这是中国经济的第一个上升周期。1988年下半年到1989年上半年，是中国经济这轮上升周期达到顶峰的时候，但因为达到顶峰，所以，各个企业开足马力生产，所有生产出来的产品，不管是正品还是次品，通通拉出来卖，市场上都抢着要。经济出现了过热，物价呈现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当时的中国老百姓，此前从未经历过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市场出现了抢购风潮，中国经济进入我们转向市场体制之后的第一个下降周期——从1989年到1992年的第一个下降周期。根本的问题，就是出现了中国经济的第一个生产过剩的危机。这场危机是以小平同志南巡而告终的。
小平同志一南巡，全国经济马上就出现开发区热、房地产热，本来过剩的产品，立刻就被清空了。此后，所有的生产线开足马力生产，而且必须得要扩大生产，大量的水泥厂、钢铁厂大批上马。1992年～1994年，短短不到三年时间，中国经济走完了第二个上升周期。这一轮上升周期特别迅猛，因为背后有很强的政治性。到了1994上半年，经济过热的现象已经比较明显，当时主持经济工作的朱基副总理就来了个紧急刹车。当时的利率提高到了接近14%，国库券的利率14%，银行利率也接近14%，这样，通货膨胀很快被压下来了。
如果没有别的措施的话，中国经济在1994年利率上升之后一定会是硬着陆。但是，我们在把利率上升的同时，做了一个对冲操作，我们把汇率下调了，调到1美元兑8.7元人民币。利率上升，国内需求下降；汇率贬值，海外市场就打开了。所以，实际上可以说，1994年是整个世界消化了中国国内的经济危机，因是之故，中国的经济不是硬着陆而是软着陆。从1994年一直到1997年，凡是面向内需生产的企业，在这段时间，是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但是，沿海地区面向外需生产的企业，是开足马力大生产，利润很丰厚。1994年，也是中国的贸易逆差转为贸易顺差的一年，此后我们就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也就是说，尽管中国当时的内需是一下子被紧急刹车了，但是，我们又发现了外需。正是因为发现了外需，所以，当时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感觉非常好，原来事情可以这么做，海外市场潜力这么大！那我们今后有什么问题，依靠海外市场就得了！
可是，中国面向海外市场的大规模出口，在1994年到1997年期间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就是把“四小龙”、“四小虎”挤垮了。中国块头大，中国一旦成为世界打工仔的话，就把泰国、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的工作全抢过来了，这些国家的出口急剧下降，中国的出口急剧上升。“四小虎”国家出口下降的同时，“四小虎”国家的那些企业怎么办？那些企业发现，扩大生产没有未来，因为出口在急剧下降。怎么办？于是，这些国家的企业开始纷纷把过去赚的钱投到房地产市场，从而造成1994年～1997年这些国家的房地产市场的迅猛高涨。实体经济下降，房地产迅速增长，这样，就被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以及其他各种基金发现了空隙。也就是说，这些“四小虎”国家的实体经济下降、房地产市场飙升，这个局面是不可以长期维持的。索罗斯们通过大量购买这些国家的外汇，炒高那里的楼市，然后再撤出资金，这就造成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7月～1998年年底，中国领导人发现，出口突然间疲软了。内需继续不振，但出口也疲软了。在当年年底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上，朱基总理提出了“保八”的口号，希望1998年能继续维持8%的经济增长。“保八”怎么保？三管齐下来“保八”。第一，是财政出钱，采取积极财政政策，搞高速公路网、机场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大量的钱被投入高速公路和机场等建设中去，所有的钢铁厂、水泥厂生产就显得不足，供不应求，生产变得非常旺盛；第二，是银行拉动经济增长，让银行给企业贷款。但如何让银行安全地给企业贷款拉动经济增长？就是启动房地产业。银行一边给开发商贷款，一边给消费者贷款买房。这样，就带动了一个房地产市场，这是1998年之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又一个重要支柱；第三，就是要加入WTO，希望进一步扩大海外市场。这样，出口、财政和金融三管齐下，拉动了1998年后的经济增长，从1998年到2008年，经历了一个接近10年的繁荣，直到2007年10月份，才开始出现一些转折。
市场经济条件下，上升周期达到十年之久确实不容易。1998年～2003年期间，中国经济还属于健康快速的增长状态。2003年～2007年，就有了一些变化，大部分产业供过于求，小部分产业供不应求，大部分产业价格在下滑，小部分产业在上升，特别是房地产相关产业价格在迅速上升。中国经济从2003年以后出现了一冷一热，凡是汽车、手机、彩电、空调、服装这一类产业价格在一路下跌，而房地产、钢铁、水泥、原油这一类产业价格在一路上升。这样，宏观调控的难度就加大了，把热的产业压下去，冷的产业变得更冷；把冷的产业扶上来，热的产业变得更热，从而开始出现调控上的两难困境。这些现象类似于1997年前亚洲 “四小虎”国家出现的情况，让人非常不安。企业感觉做实业没有前途，把过去积累的资本都投入到房地产市场，促成房地产市场形成一个泡沫性的发展。这就导致形成“牛市见顶”。什么是牛市见顶？牛市见顶的基本特征，就是价增量缩，成交量不断地萎缩，但价格还在上升，资金不足以支撑价格的继续上升。
以深圳为例，从2006年到2007年10月份，成交量萎缩到此前的1/3左右，但价格上升了一倍多，从2007年10月份开始，各地的房市都进入了“横盘阴跌”状态。这种状态取决于政府怎样调控。政府救房地产，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但是可能要以通货膨胀作为代价。如果我们压缩通货膨胀，就可能出现另一个情况，叫“久盘必跌”。如果久盘不跌，反而让它往上涨，很可能会使房价一飞冲天，带动严重的通货膨胀。
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出口增长会进一步下降，因为美国的需求会进一步下降。一边是出口下降、经济增长放缓，一边是房地产泡沫处于高危状态，怎么办？ 1993、1994年遇到通货膨胀，中国把利率提高到14%，膨胀下去了，但北海、海南的房地产泡沫立刻破灭。但现在，能这么快让房地产泡沫破掉吗？不能，因为现在房地产泡沫的规模是那时的几十倍。当时，还可以向海外市场转嫁我们的生产能力，可以让人民币贬值60%，现在却不能。2006年～2008 年，人民币的升值，其实不是1:8.27美元到1:6.8美元，实际上要超过这个值。因为，人民币对外升值，但对内却在贬值。人民币对外升值，意味着过去出口100美元可以换回827元人民币，而现在拿100美元仅能换回680元人民币，换回来的钱少了；对内贬值，意味着工价在上涨，原材料价格在上升，两边一夹，把很多企业都夹死了。也就是说，对于这些企业，人民币的实际升值幅度可能超过30%。
这些企业本来的利润不会超过20%，这样一来，这些企业就直接面临破产的命运。出口导向型企业对国际市场是非常敏感的。如果要做周期性判断的话，经济不可能再持续10年的稳定发展，更不会像某些专家讲的经济几十年不会出现拐点。中国经济从1978年到2008年，这30年，总体上是一个大牛市，这是不错。但是，大牛市中也有1989年到1992年的经济下挫，有1994年到1997年的经济萎缩，有2003年到2008年大部分实体产业供过于求的萧条，这些都是事实。
按照我的经济理论去判断，中国经济也将面临一场危机，这场危机要超过1989年～1992年的规模，也要超过1994年的规模，危机从哪里爆发？或者是通货膨胀超过40%，或者是房地产下降50%，两个里面选一个。具体实现的时间表，有可能是未来的一年半到两年内。实现一个，就有可能蔓延转换为金融危机，甚至再转换，形成社会危机。当经济出问题的情况下，社会问题就会被放大。
我作出这些分析和判断的基础，在于认为市场经济不是均衡的，而一般的经济学家，一般的西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大体上都认为世界经济可以自动均衡。如果市场可以自动均衡，那么市场就是好的，不需要干预；如果市场不能自行均衡，就必须要政府干预。从1980年以来，全世界提倡的经济理论都主张放任自流，主张不要干预、减少干预。30年下来，就有可能使经济活动内在的正反馈特性、非均衡特性高度发展，使得经济面临系统性的重大风险。凡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均衡经济学派，少数人接近非均衡学派。比如瑞典的冈纳·缪尔达尔，印度的阿玛蒂亚·森也接近非均衡学派，但骨子里还是均衡学派。
这两大学派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经济生活中，追涨杀跌，强者越强，弱者越弱，企业越做越强，规模越做越大。规模越大，企业越强，越容易远远偏离市场的均衡点。今天世界上的500强企业都是非常巨大的、垄断性的企业。完全按照西方的均衡经济理论，企业是做不大的，因为做大以后，生产的边际效益就下降了。但是，按照非均衡理论，做得越大效益越好，效益越好，也就越有能力去做大。
1990年代美国“新经济”时期，计算机、通讯、互联网产业高速发展，前景乐观，吸引了大量资本进入。由于大量资本进入，形成投资高潮，设备、技术和人才供不应求，利润高涨。由此，进一步吸引更多资本进入，形成一个正反馈。但是，供给正反馈迅速超过了需求正反馈的速度，结果，正反馈崩溃，纳斯达克指数暴跌，经济从繁荣的顶点跌到萧条的谷底。几乎每一个经济周期，都可以看成是一个正反馈逐渐起动、加速、狂欢、崩溃的过程。
价格运动同样如此。按照一般人的逻辑，市场交易应该是高抛低吸。鲜花5块钱一束不要，5毛钱一束就要，这是正常的经济生活现象。但是，还有一类经济现象是追涨杀跌，房子2000元/平米的时候觉得贵，2500元/平米的时候还觉得贵，到了3000元/平米的时候，就觉得便宜了。为什么？担心它涨到 4000元去！大家都觉得房价要上涨，于是都去买房，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房价真的上涨了，于是就有更多的资金涌入，形成了追涨杀跌，这是远远偏离均衡价格的一个演化思路。
正反馈意味着非均衡，越来越远离均衡。正反馈及其崩溃，意味着市场不能完成自我调节，或者必须以破坏性的方式——“创造性的毁灭”，完成自我调节。 “创造性的毁灭”，是熊彼特的用语，意指新技术的创造对旧技术、旧产业的毁灭，这至少还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正反馈还可能意味着“破坏性的毁灭”。高息揽储型的正反馈，只有毁灭，没有创造。金融崩溃型的正反馈，也是只有毁灭，没有创造。社会能不能接受这样的非均衡？只要形成一个非均衡的追涨杀跌的机制，繁荣可以变得特别繁荣，但是，萧条也有可能变得特别萧条。
（作者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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