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理查德·费曼:科学巨匠的魅力与智慧
初入加州理工学院的文化冲击
1970 年 10 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来到了加州理工学院。刚从牛津大学毕业,那里的研究生都穿着衬衫打着领带,我不确定第一次见默里·盖尔曼该穿什么,结果穿了西装,到了理论组秘书朱莉·柯尔西奥的办公室,感觉自己穿得过于正式,仿佛领口挂着“牛津新博士”的标签。我曾在英国见过盖尔曼一次,但不确定那个穿着开领衬衫、留着胡子坐在朱莉办公室的人是否就是那位杰出的教授。自我介绍后,盖尔曼伸出手说“嗨,我是默里”,打消了我的疑虑。这只是我在加州经历的文化冲击的一小部分。在牛津的六年让我习惯称教授为“达利茨教授,先生”,那时我可不敢直呼教授的名字。
到帕萨迪纳后的首要任务之一是买辆车,这可不像听起来那么简单。帕萨迪纳的二手车行沿着科罗拉多大道分布了好几英里,而当时洛杉矶的公共交通处于低谷,去那里并不容易。我和妻子被警察拦住,问我们为什么在帕萨迪纳的街上走路时,我才明白在加州得先有车才能去买车这个悖论。还有“身份识别”问题,这是我们之前没遇到过的。警察例行要求看我们的 ID,在帕萨迪纳当时唯一被认可的 ID 是加州驾照。没有照片的英国驾照显然不行,连护照都被怀疑。通过二手车商了解美国,我可不会向任何人推荐这种方式,于是我向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生寻求建议。有人把我介绍给史蒂夫·埃利斯,他来自底特律,被认为见识广博。我在研讨室找到他时,看到他正在和一个有点像我刚遇到的二手车商的人辩论,这个人就是迪克·费曼。我一开始没从《费曼物理学讲义》那三本红皮书中的旧照片认出他。奇怪的是,即使过了十多年,我还是觉得称呼他“费曼”比“迪克”更自在。
加州理工学院的科研氛围与费曼的影响
与我在牛津的研究生生活相比,适应加州理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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