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质疑近三四百年来的西方思想，是一切智慧追求的起点。
在当代政治话语中，“进步主义”的浪潮试图用抽象的普世价值与理性建构，为我们描绘一个超越一切界限的世界。然而，这种乌托邦式的幻想，不仅违背了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更在温情脉脉的面纱下，掩盖了一场关乎文明存亡的残酷真相——那便是，政治身份的首要维度，并非基于经济地位的阶级，也并非基于道德地位的“受害者身份”，而是基于血脉与文化的民族身份，才是政治上的第一身份。民族间的竞争，是生存权的终极较量；而阶级间的冲突，仅是分配权的内部博弈，道德上的受害者叙事，更不值一提。 混淆这一秩序，无异于自毁长城，终将引致文明的衰亡。
一、自然法的铁律：生存优先于分配
政治哲学的起点，必须回归至霍布斯所揭示的“自然状态”。其核心是自我保存的原始本能与遭受侵害时无限报复的天然权利。这是自然法坚不可摧的内核，是一切秩序与道德的基石。在此状态下，人类的首要使命是作为一个血缘族群存活下去，而非讨论内部利益的完美分配。
这种生存本能，在漫长的演化中，结晶为最稳固的政治单位——民族。民族并非虚无的想象，而是基于血缘、历史、语言与文化的命运共同体。它划定了“我们”与“他们”的边界，提供了最强大的认同与动员力量。正如施特劳斯所指，古典政治哲学的核心是“依自然而行”。依自然而行，便是承认民族之间的竞争是人类社会最根本的元规则，其结局关乎群体的生死存亡。从南京大屠杀到纳粹的集中营，历史反复上演的悲剧无不印证：当生存权的争夺开启时，任何阶级、理念或契约都将在民族的边界前黯然失色。
二、生死较量与分配之争：民族与阶级的本质差异
因此，民族竞争与阶级斗争存在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维度，决不可混为一谈。
- 民族竞争：你死我活的生存博弈
- 民族间的冲突，其核心是生存空间、文化主体性与人口延续的争夺。这是一场零和博弈，甚至负和博弈。其残酷性在于，失败往往意味着文化的湮灭、主体的替代或被统治的命运。满清入关后的屠杀，与清末革命党人“驱除鞑虏”的呐喊，并非简单的政权更迭，而是两个民族围绕统治存续的生死之战。苏联曾欲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冰冷计划，更是彻底撕碎了“社会主义兄弟”的意识形态面纱，揭示了其内核仍是民族国家间冷酷的地缘政治生存博弈。在此层面上，任何妥协都关乎存亡。
- 阶级斗争：内部利益的分配博弈
- 相比之下，阶级斗争发生于一个既定的政治共同体内部，是围绕资源、财富与权力分配的博弈。这是一场非零和博弈，可以通过改革、革命、妥协与再分配进行调整。奴隶与奴隶主、农民与地主、工人与资本家，无论斗争如何激烈，其最终目的仍是决定“蛋糕”如何切分，而非将盛放蛋糕的容器彻底砸碎。斗争的双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依然共享着最基本的民族与文化身份。
生存权是分配权的前提。 一个民族的生存权若被侵蚀，其内部的一切分配争论都将失去意义。正如一个即将沉没的船舱，乘客与船长的首要任务是协力排水求生，而非争论头等舱与三等舱的待遇差别。
三、身份排序的颠倒与当代西方的悲剧
美国当下的政治极化与社会撕裂，正是颠倒了这一身份排序的必然恶果。
进步主义思潮武器化的核心逻辑，在于其系统性地解构主体民族认同，并鼓励身份的无序碎片化。它将“美国人”这一共同的首要身份虚化，转而煽动基于种族、性别、性取向等无限细分的次级身份进行“受害者竞赛”。这套话语体系，本质上是一场针对传统主体民族（昂撒白人）的“温水煮青蛙”式的文明战争。它通过法律、教育、媒体潜移默化地否定其文化正统性、颠覆其人口优势、瓦解其历史叙事。
其结果，并非它许诺的理性与和谐，而是霍布斯式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身份混战。政治不再是关于公共利益的理性辩论，而堕落为各个身份集团争夺道德霸权与资源份额的零和游戏。当“我们”不复存在，社会共识便彻底崩塌。最终，被逼入墙角的主体民族必将触发其自然法的免疫反应——特朗普主义的崛起与MAGA运动的汹涌浪潮，正是昂撒民族生存本能的政治爆发，一场针对文化灭绝与人口替代的悲壮反击。
结论：捍卫民族的边界，即是捍卫文明的存在
历史早已无数次证明，民族是文明最坚固的载体。阶级的矛盾可以调和，民族的存亡却无法妥协。将分配权的斗争置于生存权的斗争之上，是一种致命的政治天真与理性的狂妄。
一个健康的政治秩序，必须勇于承认并坚守民族身份的第一性。这并非鼓吹仇恨与排外，而是基于自然法则的清醒认知：唯有筑牢民族的边界，确保文明的主体性得以存续，其内部的公平与正义才具有实现的根基。我们必须摒弃那些试图瓦解民族根基的进步主义迷思，重拾基于“区别智慧”的生存理性。
文明的延续，从来不是在温室的理性辩论中实现的，而是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淬炼而成的。捍卫民族的边界，即是捍卫文明本身存在的第一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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