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软件不应有主人

为什么软件不应有主人

作者：Richard Stallman

数字信息技术令大众更容易复制和更改资料。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希望这样。版权制度允许软件有“主人”。他们主要的目的在于从公众夺取软件的潜在利益。他们希望独占这些软件的复制、更改权利。

版权(copyright)制度随着印刷技术而发展——印刷是一种大量制作副本的技术。版权很适合这项技术，因为它只限制了大规模的复制。它并没有剥夺图书读者的自由。一般读者没有印刷机，他们只能用笔墨抄写作品，所以很少有读者因此而被控告。

数字技术比印刷机更灵活：当信息以数字形式呈现时，你能很容易把它跟别人分享。这种情况不太适应固有的版权制度，所以现在越来越多日益严厉的措施用来加强软件版权。看看软件出版商协会(Software Publishers Association, SPA)的四种惯常说法：

• 大肆宣传违反版权法去帮助朋友是错误的。
• 诱使大家告发违反规定的朋友和同事。
• 如果警察协助突击公司和学校，那里的人们必须证明自己没有非法复制。
• 因软件出版商协会提出要求，美国政府起诉一些如麻省理工学院的David LaMacchia这样的人，不是因为他非法复制软件，而只是因为没有升级他的复制工具，从而不能对用户非法复制进行审查。1

这些惯常说法和前苏联曾用过的做法类似，在每一台影印机前都有一个守卫，以防止那些未经许可的复制，同时个人只能秘密地复制信息，并像”秘密出版物2“一样在手头传播。不同的是，苏联管制信息是政治原因，而美国则是为了经济利益。无论动机如何，我们都受到影响。不管什么原因，任何人企图阻止信息共享，都导致了同样的后果和同样的不便。

软件所有者用各种理由来控制我们如何使用信息的权利：

• 中伤：

  软件所有者使用”盗窃”、”剽窃”这类带有污蔑的词语，或者”知识产权”、”损害”之类专业的术语，向公众暗示他们是合理的——其实，他们将软件和真实物体混为一谈。

  我们对”拿取别人的物件”的概念，并不能直接套用在复制这件事上，然而软件所有者却迫使我们必须接受他们的想法。

• 凭空夸大：

  软件所有者声称当用户复制他们的程序时，他们受到”损害”和”经济损失”。但复制并不会对软件所有者造成直接的影响，也没有伤害到任何人。只有在使用软件拷贝的人不愿意给软件所有者付费时，软件所有者才会受到损失。

  很明显大多数这样的人不愿意购买这些应用程序，但是软件所有者假定所有人都会购买，并以此来计算他们的”损失”。客气点说就是夸大了专有软件的价值。

• 法律：

  软件所有者经常引用当今的法律和苛刻的刑罚来威胁我们。这暗示现今的法律反映了一个不容置疑的道德观念，同时我们视这些刑罚为正常的及不能推卸的。

  这些说辞面对严谨的思维是站不住脚的，这样的做法只是利用了人的惯性思维。

  显然法律是不能决定对错的。美国人都应该知道，五十年代的黑人在许多州坐在巴士前座是违法的；但只有种族主义者才说他们是错误的。

• 自然权利：

  软件作者常常声称对于自己编写的应用程序有一种特殊联系，因此他们宣称对这个程序的渴望和兴趣是高于世上任何人的。(通常公司持有软件版权，而不是作者，但是我们假设忽略这个差异。)

  对那些打算把”作者高于一切”推崇为一种道德的人，本人作为一个著名的软件开发者，只能说这纯粹是胡说八道。

  但有两个原因让人对自然权利的说法产生共鸣。

  第一个原因是将软件与现实物体过分地类比。当我做意大利面条时，如果其他人也要吃，我一定会反感，因为那样的话，我就吃不上了。他的行为对我造成的损失，正如他得到的利益一样。我们中仅有一人可以吃意大利面，问题是谁来吃？我们两者之间最小的分歧也足以打破道德上的平衡。

  问题是：你会否因为运行或修改一个我写的程序而直接影响到你，而对我只会产生一点间接影响？你会否复制我的软件给你的朋友，而对你们的影响远比对我的还要大？我不应有这样的权利去叫你们不要这么做。任何人都不该有。

  第二个原因就是：人们被告知作者的自然权利是社会约定的准则。

  历史证明，相反的一方才是正确的。当年起草美国宪法时坚决驳回了关于作者自然权利的提议。这就是为什么宪法只是允许版权体制，而并不强制要求；所以说版权体制一定是临时的。宪法也说明版权体制的目的是促进发展，而不是奖励作者。版权确实给作者和出版社带来了更多收益，但这本来只是一种激励他们的手段而已。

  事实是我们的社会建立了削弱公民自然权利的版权制度。然而版权只有用于公益事业才是正当的。

• 经济：

  软件应该有主人的最终辩解理由是，这会提高软件产量。

  这个论据至少比以上的更切合主题。它立足于一个合理目标——满足软件用户的需求。以经验来看，人们因为满意的回报而生产更多，是很容易理解的。

  但是关于经济的论据有瑕疵：它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区别仅仅是我们要付多少钱的问题。它假设无论软件是否有其所有者，”软件产品”都是我们想要的。

  由于这个假设合乎我们处理真实物件的经验，所以人们很乐意接受。假设你付费与否都能得到一份一样的三明治，这样你付的费用就是唯一的分别。不管你是否购买，三明治有相同的味道和相同的营养，但你只能吃一次。不管你是否从所有者手中得到三明治，它都不能直接影响到你金钱以外的任何事情。

  对任何真实物件，这都是正确的：不管它是否有主人都不会直接影响它的本质和用途。

  如果程序有了主人，这将大大影响它的本质，和你对它的用途。不同之处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软件该有主人的体制鼓励软件主人生产，但不一定是社会真正需要的。它导致的道德低落影响我们所有人。

社会需要什么？社会需要对公民真实可用的信息——例如，人们可以解读、修补、使用和改进的程序，而不只是操作。但是软件主人往往会给我们一个不能研究和修改的黑盒子。

社会也需要自由。当程序有了主人，用户就失去了控制他们部分生活的自由。

总之社会需要鼓励公民们自由合作的精神。当软件主人告诉我们用这种自然的方式帮助旁人是剽窃行为时，那他们就是玷污我们的人格。

这正是我们提倡自由软件事关自由，而非价格的原因。

支持软件所有者的经济论据是错误的，但是经济问题确实存在。一些人出于荣誉、认同和博爱，而编写了有用的软件，但是如果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软件，就需要筹集资金。

自由软件开发者自从八十年代尝试过许多寻求财源的方法，稍有小成。我们不需要让任何人致富，典型的收入，足以吸引人做很多比编程少满足感的工作。(原文: a typical income is plenty of incentive to do many jobs that are less satisfying than programming)

多年以来，我一直靠改进自己编写的自由软件为生，直到获得研究经费。每次改进我都会添加到标准发布版本，使得大众受益。客户为我付费，这样我就优先完成他们的需求，自己的变成次要。

一些自由软件开发者通过支援服务赚钱。1994年，Cygnus有近50员工，估计有大约百分之十五的员工从事自由软件开发：对一间软件公司而言，这是个了不起的比例。

九十年代，Intel、Motorola、Texas Instruments和Analog Devices等公司联合赞助持续发展的GNU C语言编译器。现在大部分开发GCC的人工作还是由受薪的开发者完成的。GNU的Ada语言编译器受美国空军赞助，之后成立专属公司延续这个项目。

自由软件运动的规模还是很小，但是靠受听众支持的美国电台的例子说明，不用强迫每个用户付费也可以支撑一个巨大的活动。

今天如果你发现用了专有软件。如果你的朋友问你拷贝一份，拒绝是不对的。合作比版权更重要。私下传播也不能建立健康的社会。人应当自豪地向往开放而正直的生活，这就意味着应该对专有软件说”不”。

你应该能与其他软件使用者开放、自由地合作，能够学习软件如何运作，并教导学生，能够在软件出问题时请中意的程序员修复它。

你应该得到自由软件。

Copyright © 1994, 2009 Richard Stall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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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http://www.gnu.org/philosophy/why-free.en.html
原文繁体中文翻译地址： http://www.gnu.org/philosophy/why-fre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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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项指控后来撤销了 ↩
2. 俄语：самиздат，苏联政府有思想审查，禁止的刊物就是靠这种方式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