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RITIC赋权与地理探测器的浙江山区小城镇经济韧性研究

基于CRITIC赋权与地理探测器的浙江山区小城镇经济韧性研究

技术说明：本文围绕浙江省山区26县小城镇经济韧性开展实证研究复盘，重点整理指标体系构建、CRITIC赋权、经济韧性测度、ArcGIS空间可视化、地理探测器及影响因素交互分析等方法。内容用于区域经济、地理空间分析和统计建模方法交流，不构成投资建议、招商宣传或区域商业推广。

摘 要

在浙江省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山区26县的小城镇由于地理位置偏僻且交通条件欠佳，因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诸多实质性难题。本研究以浙江省山区26县468个小城镇为研究对象，基于2010年、2015年和2020年的乡镇统计数据构建了一个包含抵御能力、稳定能力和转型能力三个维度的经济韧性评价指标体系，同时采用CRITIC赋权法、经济韧性测度模型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展开分析，从而深入揭示山区小城镇经济韧性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2010年至2020年间，浙江省山区小城镇的经济韧性整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波动趋势，其中前期的提升主要得益于政策支持、基础设施改善以及产业结构优化，但2020年新冠疫情的冲击使得部分地区的经济韧性出现回落；②从经济韧性的三个维度来看，抵御能力受外部冲击的影响最为显著，因而高值区主要集中在交通条件较好且产业多元化程度较高的小城镇。稳定能力的整体表现相对平稳，同时其空间分布从区域北部的带状集聚逐渐转向全域散点式分布。转型能力在前期提升较为明显，但由于疫情的影响出现小幅回落，所以低值区从广泛分布转变为局部收缩；③影响山区小城镇经济韧性的因素主要为企业研发投入、旅游业发展、外资引入和海拔高度。其中企业研发投入对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较强。多因素协同作用对经济韧性的提升效果优于单一因素，这一点在企业研发投入与基础设施、资本支持的交互作用上表现作为最为显著。

关键词：经济韧性；山区小城镇；时空演变；影响因素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Zhejiang Province, small towns in 26 counties in mountainous areas face many substantial difficulties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due to their remote location and poor transportation conditions. This study takes 468 small towns in 26 counties in mountainous areas of Zhejiang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constructs a system of economic resilience evaluation indexes containing three dimensions of resilience, stabil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the township statistical data of 2010, 2015 and 2020, and at the same time, adopts the CRITIC empowerment method,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measurement model and geographic detector to carry out the analysis, so as to reveal in-depth At the same time, the CRITIC empowerment method and geographic detector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measurement model, so as to deeply reveal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of small towns in mountainous areas and their influence factors. The study found that: ① Between 2010 and 2020,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of small towns in mountainous areas of Zhejiang Province as a whole showed a fluctuating trend of rising and then declining, in which the improvement in the early period was mainly due to policy support, infrastructure improve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but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made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of some areas fall; ②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economic resilience, the ability of resisting is most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external shocks, and thus the high level of economic resilience is affected by the impact of external shoc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economic resilience, the resilience is most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external shocks, and thus the high value areas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small towns with better transportation conditions and a higher degree of industrial diversification.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stabilizing capacity is relatively stable, while its spatial distribution ha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belt-shaped agglomeration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region to scattered distribution across the region. The transformation capacity is more obvious in the early stage, but due to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there is a small drop, so the low-value area changes from a wide distribution to a local contraction; ③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of small towns in mountainous areas are mainly the R&D input of enterprises,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the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capital and the altitude. Among them, enterprise R&D investment has a stronger role in promoting economic resilience.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multiple factors on economic resilience is better than that of a single factor, which is most significant in the interaction of enterprise R&D investment with infrastructure and capital support.

Keywords: Economic resilience; small towns;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浙江省是全国县域经济发展较好的省份之一，在推动地方经济高速发展上取得了较大成果。不过这种发展并不均衡，特别是山区26县，其在整体经济发展中尚处于相对薄弱的位置。山区26县分布在浙江省西部和南部，其陆域面积大概占全省的45%，但人口占比仅有24%[1]。这些地区地理位置偏、交通不便、市场进入难度大，尽管拥有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绿色产业集群以及一定的农业基础，但是因为存在难以吸引投资、人口流失等问题，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挑战。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持续推进和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小城镇发展已成为国家政策关注重点。浙江省作为东部沿海经济强省，虽然经济增长速度保持较快水平，但由于内部区域发展差异逐渐显现，部分位于山区的城镇正面临特殊发展困境。受限于复杂地形条件和不便的交通网络，这些地区普遍存在基础设施薄弱、产业结构单一及过度依赖传统农业等问题。年轻劳动力持续外流现象加剧了当地人力资源短缺，导致社会经济发展活力受限。乡村振兴战略提出要做到农业现代化并推动小城镇发展，这就要求这些地区要在保留自身传统优势的同时还要加快经济的转型升级。

1.1.2 研究意义

山区小城镇普遍面临基础设施薄弱、产业结构单一且自然灾害频发等多重挑战。要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推动小城镇经济韧性提升，增强其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经济韧性指区域在遭受外部冲击时维持经济稳定的能力，以及通过自我调整恢复原有发展状态的功能。对山区小城镇而言，提升其经济韧性有利于帮助它们抵御外部风险和经济波动，从而推动区域经济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

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政策下，优化山区小城镇的自我恢复能力对城乡协调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对其经济韧性的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可以为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并给学术研究给予新的实证支撑。本研究将从新视角切入，分析经济韧性理论在山区小城镇尺度上的应用，为今后经济韧性评估提供科学参考，助力这些地区抗风险能力的提升，促进山区高质量发展目标实现。

1.2 文献综述

1.2.1 经济韧性的概念及核算方法

经济韧性是区域经济系统抵御外部冲击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属性，随着实践需求的增加其理论内涵不断被深化。早期对于经济韧性的研究多从单一维度来定义，后来Martin[2]提出“抵御力—恢复力—再组织力—更新力”的四维框架，这个框架被Gong等[3]、Kitsos等[4]、徐圆、苏杭等[5,6]学者普遍接受，此框架系统揭示了经济系统应对冲击时的动态响应过程。近年来，学者们进一步扩展概念边界，强调经济韧性不仅体现为冲击后的恢复能力，还需经过结构性变革实现发展层级的跃升，这种从适应性到转型性的认知提升为经济韧性理论发展带来了新动力[7-9]。

在测度方法层面，学界形成了两条技术路线。敏感性分析法[10-14]通过对比冲击前后关键经济指标偏离度，量化评估系统脆弱性程度。综合指标分析法[15-19]则构建综合指标体系，系统阐释抵抗、适应与转型能力在空间上的异质性，此方法因为可以融合产业结构、创新要素等多元维度，已经构建起适配多空间尺度的评价体系，不过在进行具体研究时指标选取的普适性以及维度划分的科学性仍需要进一步深究。

1.2.2 经济韧性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

经济韧性时空格局呈现多尺度分异规律。宏观层面的研究表明，城市群核心区与外围地带韧性差距在持续扩大，这种非均衡性与要素流动的极化效应形成了空间耦合[20]。从中观尺度的研究来看，沿海城市的经济韧性提升与产业升级存在着时序关联性，产业结构高级化被确认为韧性演化的重要传导媒介[21,22]。微观县域的分析突显了地理区位的锁定效应，表明了发展基础与基础设施密度共同塑造经济韧性的空间梯度[23]。而资源型城市普遍表现出资源依赖引发的韧性衰减特征[27]。现有的研究多集中于城市群、沿海发达地区或典型资源型城市[24-29]，对于山区及小城镇尺度上的关注明显不足，难以揭示生态约束与内生发展动力共同作用背景下的山区小城经济韧性演化规律。

关于影响因素的研究目前呈现出在多个维度上不断深化的趋势。学者们通过多维实证的研究发现了关键因素的作用机制。产业结构的多样化为基本的驱动因素之一，这一点在发达地区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证实。刘毅等人[30]在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研究中得出多样化指数的增加与韧性水平呈明显正相关这个结论。在郭将等[31,32]的研究中，区域创新水平的非线性调节效应也得到了相应的证实。当创新投入临界超过阈值时，其对产业关联和韧性水平的影响尤为明显。创业活力与制造业现代化发展的协同机制也受到了广泛关注。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乘数效应能够提高区域抵御风险的能力[33]。当前对生态约束型山区小城镇“地理隔离—生态脆弱—制度滞后”三元叠加作用机制的研究明显不足，特别是缺乏对非线性演化路径及空间异质性规律的深入解析。

1.2.3 我国小城镇功能演进的相关研究

小城镇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功能演进与作用机制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城乡融合发展领域的关键命题[34]。中国小城镇的系统性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陈以池[35]就城镇环境保护议题展开了探讨，叶舜赞[36]对发展机制与特征进行了基础性的研究。1984年费孝通通过《小城镇 大问题》系列论著[37-39]构建了理论框架，进而推动形成以城镇规划为核心的研究浪潮。至此之后，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格局逐渐形成，研究视域逐步拓展到行政管理体制、产业经济模式、城乡人口流动、土地资源利用及聚落形态演变等多个维度。杨维忠等[40]认为，小城市可以通过产业集约化形成集聚效应，从而将效益最大化，对社会的稳定做出一定的积极贡献。吴康等[41]研究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小城镇的发展，将其分为五个时期分别为恢复和初步调整、萎缩和停滞、恢复发展、快速发展以及协调提升。改革开放推动我国小城镇增长模式发生结构性转变，从粗放的数量扩张逐步转向集约的规模扩张，并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华北平原为代表的小城镇群。这些城镇依托区位优势与特色产业集聚效应，现已成为驱动区域经济提质增效的重要增长极。王雪琴等[42]的研究重点分析了我国小城镇在空间分布上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指出地形、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条件等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小城镇空间分布模式。对生态脆弱的连片山区小城镇而言，经济韧性演化研究具有特殊重要性，这类区域不仅面临地质灾害频发、产业结构单一等复合型挑战，更需着重考虑如何通过基础设施优化与产业创新等方面突破发展瓶颈。

1.2.4 文献评述

目前研究已然积累大量城市与区域经济韧性的相关研究成果，但普遍存在研究尺度过大、研究对象同质化等局限，尤其是在“城尾村头”过渡地带，微观经济韧性的演化规律尚未得到有效揭示，有关山区特色的经济韧性研究存在不足，特定类型区域经济韧性特征的特殊性及复杂性有待深入钻研。鉴于此，本研究围绕浙江省山区26县小城镇展开实证分析，试图剖析此类小尺度特殊地区经济韧性的发展规律，这有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经济地理格局背景下小城镇发展的理解，同样是为有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参考。

1.3 研究内容

本研究聚焦浙江省山区26县468个小城镇的经济韧性提升路径，基于经济韧性的理论框架，并结合浙江省山区小城镇发展的实际情况，构建包含抵御能力、稳定能力和转型能力三个维度的经济韧性评价指标体系。在指标选取环节，遵循数据可获取性与政策导向原则，从产业结构、基础设施、科技创新、生态环境等多个方面筛选出16个推动山区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指标，形成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适配性的评价体系。通过CRITIC赋权法和经济韧性测度模型量化分析小城镇的经济韧性，揭示其在时间上整体经济韧性以及各项能力的演变规律。借助ArcMap软件的空间可视化功能，探讨在整体以及各项能力上小城镇经济韧性的空间分布特征与演变情况，识别出经济韧性高值区和低值区的空间集聚模式。经由地理探测器模型，从资源环境、基础设施、经济活力和创新潜力四个维度选出关键影响因素，剖析各个因素对小城镇经济韧性的影响程度及它们之间交互作用机制，从而针对如何加强山区小城镇经济韧性提出相关建议。

第2章 研究区概况、数据及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浙江省位于我国的长江三角洲南翼。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先行区域与东部沿海经济强省，浙江省凭借明显的区位优势一直以来引领创新发展。其西南及南部山区26县，因为复杂的地貌特征与薄弱的经济基础长期以来始终面临着发展困境。2005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印发的了《关于促进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对26个欠发达县予以明确。近年来随着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推进，浙江省山区26县正在逐步实现“一县一策”的全覆盖。并且在此基础上出台了《浙江省山区26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5年）》，提出以“一县一业”为新核心，通过特色产业的培育强化内生动能的增长。浙江省山区26县因为复杂的地形条件以及脆弱的生态环境在发展上存在一定的困境，其独特的资源优势又蕴含着重要的生态功能和经济潜力。因此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背景下，浙江省山区26县的发展被赋予了重要的战略意义。

本研究将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以及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政策相结合，把研究区域确定为浙江省山区26县内的468个小城镇（图2-1）。这些小城镇是浙江省山区经济发展的基本单元，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

图2-1 山区26县基本概况

2.2 小城镇经济韧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对于经济韧性指标体系的构建，学界还没有达成统一的标准。目前衡量经济韧性主要有两种方法，分别是单一指标评价法和多个指标的综合评价法。以往的许多研究采用GDP增量这一单一指标作为衡量经济韧性的标准，但这往往无法全面的反映经济系统的多维特性。因此本文选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更加全面和综合地从多维度分析山区小城镇经济韧性。

为了保证指标选取的合理性与规范性，本文对相关文献进行整理，从抵御能力、适应能力和转型能力三个维度衡量经济韧性，并从中选取16个指标对小城镇的经济韧性进行综合性评价（表2-1）。

抵御能力反映的主要是在面对冲击时小城镇经济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和吸收能力。在衡量小城镇的抵御能力时，主要选取了居民储蓄存款额、外来人口占比、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以及设施农业面积占比等指标。这些指标能够反映小城镇在应对冲击初期时的抵抗能力。

稳定能力更多的体现为小城镇的经济系统在遭受冲击后能够维持生活、生产的能力。选取的指标主要为固定资产投资、财政自给率、一般公共财政支出、年末债务总额以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通过这些指标可以反映出小城镇在经济调控、资源配置和社会稳定方面的能力，是经济系统在冲击中保持稳定的关键所在。

转型能力则是关注小城镇的经济系统在应对冲击后是否具有开创新经济发展路径的能力，选择了农业技术服务机构从业人员数、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淘宝村数量等指标。这些指标可以衡量小城镇的创新潜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在经济体系面临冲击时经济体系长期稳定增长的重要保护措施。

表2-1 小城镇经济韧性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解释	指标属性	指标权重
抵御能力	居民储蓄存款额	反映居民的经济储备和抗风险能力	+	0.0502
	外来人口占比	显示经济吸引力和劳动力流动性	+	0.0751
	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	体现经济结构中非农业就业的比重	+	0.0693
	设施农业面积占比	反映现代农业设施的应用程度	+	0.0736
	规上工业企业产值	衡量工业经济规模	+	0.0661
	垃圾、污水处理率	表述生态环境抵抗能力	+	0.0760
稳定能力	固定资产投资	反映投资规模和经济活力	+	0.0510
	财政自给率	一般公共财政收入/一般公共财政支出	+	0.0553
	一般公共财政支出	表示合理支出支持经济稳定	+	0.0508
	年末债务总额	反映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和财政风险	−	0.0636
	每万人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衡量消费市场活跃度	+	0.0691
转型能力	每万人农业技术服务机构从业人员数	反映农业技术支持力度	+	0.0570
	高新技术企业占比	衡量科技创新能力和经济转型潜力	+	0.0544
	淘宝村数量	反映电商发展水平	+	0.0506
	互联网(宽带)普及率	显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	+	0.0744
	旅游资源丰度	表示旅游资源丰富程度	+	0.0635

2.3 研究方法

2.3.1 CRITIC赋权法

CRITIC赋权法是一种按照各指标间冲突性及对比强度来进行的客观赋权方法，该方法借助综合考虑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和数据的变异性确定各指标的权重，以此保证权重分配的客观合理性，详细步骤如下：

①指标分类与归一化处理。把指标分为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正向指标对小城镇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负向指标会起到限制作用，对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消除量纲和数量级的影响。

正向指标处理式：

负向指标处理式：

②计算标准差和相关系数矩阵。标准差是衡量数据波动性的重要指标。计算每个指标的标准差，公式为：

标准差越大，说明该指标的波动性越大，包含的信息量越多，权重也应相应增加。相关系数矩阵用于衡量指标间的冲突性。计算指标间的相关系数，相关系数越接近1，说明两个指标间的正相关性越强，冲突性越小；相关系数越接近−1，说明两个指标间的负相关性越强，冲突性越大。

③计算信息量和权重。计算每个指标的信息量，综合考虑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信息量越大，说明该指标的重要性越高，权重也应相应增加。

根据信息量计算各指标的权重：

权重反映了各指标在综合评价中的相对重要性，权重越大，说明该指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越大。

2.3.2 经济韧性测度的理论模型

对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各评价指标的数值加权求和，分别计算各基准层的测度值，然后将测度结果相加得到经济韧性综合测度值。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为指标权重，为原始数据，为不同经济属性的对应指标值。

2.3.3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Geographical Detector)是判识地理空间分异性，揭示其背后驱动力影响的统计学分析方法，可以有效独立探测两个变量空间分布一致性与因果关系，其核心思想为：影响经济韧性变化的相关因素在地理空间上具有异质性，若某因素强度与经济韧性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显著相似性，则可以说明这种因素对经济韧性具有决定作用。其模型如下：

式中，是驱动因素解释力，=1，2…，为分类的数目；和分别为层和全区样本单元数；和分别为层和全区的方差。取值范围为，值越大说明影响因子对经济韧性的解释量越高。

2.4 数据来源

考虑到小城镇经济韧性阶段性的动态趋势、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浙江省山区小城镇的实际情况，本文主要以2010、2015以及2020年山区26县468个小城镇的数据为基础，经济社会数据主要来源于对应年份的《浙江乡镇统计资料》，部分参考《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乡镇卷）》、《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浙江省（市、区）科技进步统计监测报告》，淘宝村、旅游资源点等参考阿里研究院、高德地图POI数据等。对于个别缺失的数据，通过参量替代和插值法对其进行填补。浙江山区县的乡镇区划单元在2011年和2016年经历了两次较大范围的调整，包括撤乡建镇、撤镇建街道、行政区划重组等。这些过程导致街道、乡镇行政单元的范围发生了较大程度的变化。因此为了确保数据的可比性和连续性，本研究最终以2020年行政区划单元收集整理相关数据，对于其中经历了行政区划调整的区域进行了相应的合并、拆分处理。

第3章 浙江省山区26县小城镇经济韧性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3.1 经济韧性的时间演变特征分析

3.1.1 基于整体层面的时间演变特征

数据处理采用CRITIC赋权法对浙江山区小城镇的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消除量纲和数量级差异。通过计算指标的标准差和相关系数矩阵，分析数据波动性和指标间冲突性，确定各指标权重。基于经济韧性测度模型，计算各指标层的韧性测度值，加权求和后得到浙江省山区26县2010、2015以及2020年468个小城镇的经济韧性综合测度值。

从时间演变趋势来看，2010—2020年浙江省山区26县小城镇经济韧性整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经济韧性值由2010年的0.3194增至2015年的0.3354，可见在这个时期小城镇经济韧性有所提升。这一时期小城镇经济韧性的提升离不开浙江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区域协调发展政策以及完善基础设施等措施，其中部分小城镇通过传统产业升级和本地资源开发初步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山区交通、信息通信和能源等领域投资力度的加大是政府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要手段，这使得小城镇与大城市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进而在优化经济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到2020年山区小城镇经济韧性值回落至0.3014，说明小城镇经济韧性呈现回调态势，而这一变化主要源于外部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叠加2020年新冠疫情全面冲击。疫情对小城镇经济活动产生了较大影响，特别是对于那些主要依赖外部市场的产业，它们抗风险能力较弱的问题更为明显。此外，山区小城镇在产业多元化、科技创新和抗风险能力等方面的短板依然存在，这限制了它们在应对突发外部冲击时的能力。尽管政策对于小城镇的扶持力度持续加大，但小城镇在基础设施、人才吸引和市场竞争力等方面的不足仍制约其经济韧的持续提升。小城镇经济韧性的波动本质是结构性挑战与外部风险在复杂经济环境中的双重作用。

从地区发展特征来看，2010—2020年浙江省山区468个小城镇经济韧性水平是存在显著差异的，表3-1具体呈现了经济韧性排名前10位与后10位小城镇的得分情况。

表3-1 2010—2020年浙江省山区26县小城镇经济韧性前10位与后10位得分情况

排序	县市	小城镇	经济韧性平均值	排序	县市	小城镇	经济韧性平均值
1	苍南县	灵溪镇	0.5796	459	磐安县	方前镇	0.2504
2	永嘉县	瓯北街道	0.5574	460	景宁县	秋炉乡	0.2448
3	永嘉县	三江街道	0.4895	461	缙云县	双溪口乡	0.2445
4	淳安县	千岛湖镇	0.4824	462	景宁县	大筠乡	0.2428
5	武义县	壶山街道	0.4627	463	青田县	舒桥乡	0.2398
6	平阳县	昆阳镇	0.4550	464	龙泉市	屏南镇	0.2375
7	柯城区	新新街道	0.4459	465	青田县	巨浦乡	0.2355
8	武义县	桐琴镇	0.4443	466	青田县	北山镇	0.2324
9	江山市	贺村镇	0.4439	467	缙云县	大源镇	0.2319
10	武义县	熟溪街道	0.4412	468	龙泉市	道太乡	0.2100

表格的前半部分为十年来经济韧性较强的小城镇，苍南县的灵溪镇经济韧性测度值最高，平均韧性值达到0.5796。其他经济韧性较高的小城镇还包括永嘉县瓯北街道、永嘉县三江街道、淳安县千岛湖镇等，其经济韧性平均值均超过0.44。相比之下，经济韧性排名后十位的小城镇，如青田县北山镇、缙云县大源镇以及龙泉市道太乡等，其韧性值均低于0.24，属于经济韧性水平较低的地区。其中，道太乡和大源镇近十年的经济韧性水平最低，平均经济韧性测度值分别为0.21和0.2319，分别与灵溪镇相差约2.8倍和2.5倍。较大的经济韧性水平差距，表明浙江省山区26县内部不同小城镇的发展和建设存在失衡的现象。

灵溪镇地处浙闽交界的鳌江流域，是浙江省最南端的小城镇之一。其辖区面积广阔、工业基础良好，在这十年间保持了较高的经济韧性值。灵溪镇一直以来积极响应中央和省、市、县的重大决策，在全力推进三个“一号工程”和“十项重大工程”的同时，致力于实现“两个先行”和“五个迈进”的战略目标，已经连续多年成功跻身“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榜单。瓯北街道位于瓯江与楠溪江的交汇之处，有着“浙南金三角”之称，区位条件优越。瓯北街道依靠泵阀、服装、鞋革等支柱产业和省级经济开发区的平台支撑优势，形成了坚实的产业基础，并是全市具备上市企业较多的小城镇之一。近年来，瓯北街道始终积极推进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努力打造现代化商业区和高端住宅区，以此来加快城市化进程。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瓯北街道的经济韧性具备强大的适应力和从外部冲击中恢复的能力。三江街道建设的“瓯窑小镇，带动起文旅融合与数字化农业的发展。千岛湖镇作为杭州市淳安县中东部的地理核心，同时作为县城所在地，其文旅融合与数字化农业发展是区域经济的重要推动力。独特的旅游资源叠加政策支持是当地经济韧性表现良好的双重驱动力，其中依托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一城山色半城湖”的自然景观优势，当地旅游业发展实现旅游收入大幅增长。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和工业园区建设，推动了千岛湖镇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近年来，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千岛湖镇关停污染企业、整治游船污水等，这些举措大幅提升了生态质量，旅游吸引力也有所增强。这种产业多元化与生态保护的协同模式是千岛湖镇经济韧性提升的关键，并成为其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路径。

道太乡与大源镇是山区小城镇经济发展共性困境的典型代表。道太乡由于地处偏远山区导致交通不便，其主导产业仍以传统农业为主，同时面临高附加值产业缺失以及科技与数字化应用水平滞后的制约。大源镇虽具备茶叶种植与蚕桑养殖等特色农业优势，但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条短、市场竞争力薄弱叠加基础设施不完善等因素，直接阻碍其与外界市场的有效对接。多重制约因素的叠加效应是两地综合实力与经济韧性提升受阻的核心原因，这种区位条件受限、产业结构低端化与技术应用不足的复合型难题，正是山区小城镇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系统性挑战。

3.1.2 基于各项能力的时间演变特征

浙江省山区26县区域经济韧性整体上升，但不同维度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基于上文小城镇经济韧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划分的三个一级指标层，计算出2010、2015以及2020年山区小城镇各项能力的测度值（表3-2）。

表3-2 山区小城镇各项能力的时间变化特征

年份	抵御能力	稳定能力	转型能力
2010	0.1677	0.0749	0.0768
2015	0.1802	0.0728	0.0820
2020	0.1471	0.0741	0.0802

通过分析表3-2可知2010—2020年浙江省山区26县小城镇的经济韧性在抵御能力、稳定能力和转型能力三个维度呈现差异化的演变趋势。

小城镇抵御能力从2010年的0.1677升至2015年的0.1802，而2020年回落至0.1471，这一升降曲线表明在“山海协作”工程和“千万工程”建设等政策的推动下，前期小城镇抵御能力明显增强，这些政策用机制主要体现为小城镇区域协调联动强化、基础设施提质增效及产业支撑体系优化等具体领域，而2020年数值下滑则是新冠疫情冲击经济活动、人口流动与工业生产的直接结果。小城镇稳定能力十年间保持基本平稳，2010年0.0749到2020年0.0741的微小波动反映财政管理与消费市场实现短期平衡，但在环境适应力与经济结构调整上的能力还比较有限。小城镇转型能力从2010年的0.0768上涨至2015年的0.0824，到2020年略降至0.0802，这一缓坡型波动表明小城镇在技术创新、电子商务、信息化和旅游开发等方面的综合发展带动了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创新能力的提升。2020年小城镇转型能力出现小幅下降，这可能是受到新冠疫情等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反映出小城镇转型能力在应对复杂经济形势时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浙江省山区小城镇经济韧性变化和自身发展实际紧密相连。前期依靠政策扶持与基础设施建设，小城镇的抵御能力和转型能力有一定提升。但稳定能力增长的停滞以及2020年抵御能力大幅下降，显示出小城镇在应对突发风险和推进产业升级方面的短板。山区小城镇往往面临交通不便、产业结构单一、财政收支失衡等问题，特别是在传统农业占主导的地区，其经济韧性提升受到较大限制。今后为了提升山区小城镇的整体经济韧性与可持续发展能力，须进一步加强对山区小城镇的政策倾斜，尤其是在数字经济、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扶持。

3.2 经济韧性的空间演变特征分析

3.2.1 基于整体层面的空间分布特征

基于上文的小城镇经济韧性测度结果，使用2010、2015以及2020年三个年份的相关数据，运用ArcMap软件将浙江省山区26县468个小城镇的经济韧性水平划分为低水平、较低水平、中等水平以及高水平四个等级，并通过对划分空间结果的可视化呈现（表3-3、图3-1），从而实现对小城镇经济韧性空间格局演变特征的分析。

表3-3 浙江省山区小城镇经济韧性分区统计表

年份	小城镇数量
	低水平	较低水平	中等水平	高水平
2010	70	204	164	30
2015	22	177	234	35
2020	107	235	113	13

图3-1 浙江省山区小城镇经济韧性空间分布图

从整体趋势来看，2010年—2020年期间，浙江省山区小城镇的经济韧性呈先升后降的波动态势。2010年—2015年，山区小城镇的经济韧性提升显著，低韧性和较低韧性的小城镇数量减少，中等韧性的小城镇数量增多，集聚分布特征较为明显。2020年时，可能由于人口外流加剧等情况以及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山区小城镇的经济韧性水平有所回落，区域间的经济韧性差异变得更加明显。这一趋势表明，山区小城镇在经济发展和韧性提升上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在应对外部冲击和内部结构性挑战方面仍需努力加强。

根据图3-1a所示，2010年山区小城镇的经济韧性整体处于较低的水平，高韧性值的小城镇数量少，只有30个，这些小城镇主要分布在武义县、平阳县、江山市和莲都区等县市当中，且集中于整体研究区域的边缘地带。从分布状况来看，经济韧性较低的小城镇在空间上占据较大面积，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这种分布特征与山区小城镇在资源、技术和信息方面滞后的问题息息相关。一方面，山区小城镇的产业结构比较单一，主要是传统农业和初级加工，缺乏多样化的产业做支撑，难以有效阻挡外部经济波动。另一方面，区域之间的协同发展机制还未完善，各个小城镇大多独立发展，难以产生强大的集聚效应和辐射带动能力，这种分散又孤立的发展模式，制约了小城镇经济韧性的提升，导致其在面对外部冲击时表现出脆弱性。

由图3-1b可知，2015年浙江省山区小城镇的经济韧性水平显著提升，多数小城镇的经济韧性迈向更高层级，中等韧性的小城镇数量明显增多，形成了一些经济韧性相对较强的区域，呈现集聚分布的特征，这一转变同浙江省实行的小城镇发展政策紧密相关，特别是新型城镇化战略和县域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推行。这些政策成为了推动小城镇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优化的关键力量，促进了小城镇个体发展实力和抵御外部风险能力的提升。较低韧性及其以下等级的小城镇数量锐减，整体分布呈现中等韧性到低韧性梯度差异特征，这种梯度差异特征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分化的直观表现，也构成不同地区应对经济波动与外部冲击能力差异的底层逻辑。

根据图3-1c的所示，2020年浙江省山区小城镇经济韧性水平呈现显著波动特征，其中高韧性小城镇数量较2015年缩减约50%，而中等韧性小城镇数量同步减少63%左右，较低韧性特别是低韧性的小城镇数量明显增多。小城镇的这些变化特征可以直接关联新冠疫情冲击的多重压力。农产品销售渠道梗阻、制造业供应链断裂叠加旅游消费市场萎缩等因素是削弱经济活力的主要推手，地方财政收入受企业经营困难与税收下滑影响持续收缩，而防疫支出刚性增长进一步压缩财政调控空间。此外长期以来，山区小城镇还面临着人口外流的问题，年轻劳动力的流失导致本地消费能力和劳动力供给随之下降，使得部分小城镇在应对疫情冲击时更加脆弱。这些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2020年山区小城镇的经济韧性大幅下滑，不同区域之间的韧性差距逐渐拉大。

浙江省山区小城镇经济韧性在2010至2020年间呈现从低水平分散到阶段性提升继而因外部冲击回落的演变路径，其波动轨迹是政策引导、产业升级与区域协同发展阶段性成果的直观呈现，同时也是山区小城镇应对机制薄弱与结构矛盾长期积累的显性表达。

3.2.2 基于各项能力的空间分布特征

为了进一步挖掘浙江省山区小城镇经济韧性发展的深层逻辑，在对整体空间格局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后，我们把研究视角投放在评价经济韧性的抵御、稳定与转型三项核心能力之中，抵御能力凭借经济储备、劳动力流动性以及产业结构等相关指标，整体展现小城镇应对外部冲击的抗风险能力；稳定能力凭靠投资活力、财政的健康水平和消费市场等指标，展现经济系统维持基本功能的持久与稳定；转型能力借助科技创新、数字经济、资源开发等方面相关指标，说明小城镇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潜力，对这三项能力分别进行空间演变情况分析（图3-2），可更清晰地揭示山区小城镇经济韧性的内在发展逻辑及其区域不同。

2010—2020年间，衡量浙江省山区小城镇经济韧性里抵御能力波动表现比较大，到2015年，随着经济储备增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基础设施不断完备，小城镇整体上的抵御能力显示出明显的提升势头，有部分原本处于低水平或者相对较低水平的小城镇，成功转化为中等和高抵御能力的小城镇。然而2020年，新冠疫情大规模地全面爆发，给经济带去了巨大的冲击，尤其是针对小城镇的工业企业和劳动力流动影响十分大，让抵御能力急剧降低。高水平以及中水平的小城镇数量锐减，降低幅度超出一半，低水平和较低水平的小城镇数量急剧增多，这一变化直接体现出外部冲击对小城镇抵御能力施加的影响，对起步较晚、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地区冲击格外明显。部分发展起步较早、经济结构多面且基础稳固的小城镇，例如淳安县千岛湖镇、苍南县灵溪镇、江山市贺村等镇，在疫情的冲击下呈现出较强的抵御能力。2010年到2020年间，浙江省山区小城镇的抵御能力出现先增强后减弱的演变过程，此过程体现出经济结构多元化与产业基础稳固性在应对外部冲击时的重大意义，也显示出强化小城镇抵御能力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过程。

图3-2 浙江山区小城镇各项能力空间分布图

在研究浙江省山区26县小城镇经济韧性稳定能力时，选取了固定资产投资、财政自给率、年末债务总额等作为核心指标，从而体现出山区小城镇在自然条件约束与外部环境改变双重压力之下的空间演变特征。2010年—2020年期间，四个稳定能力等级的小城镇数量没有明显变化，这显示区域经济稳定能力的整体结构比较稳定，不过也说明提升幅度也较为有限，这可能与山区小城镇自身的特殊性密切相关。地理条件的制约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财政自给率没有明显提升，债务压力持续存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制约了经济稳定能力的整体改善。2020年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但相较于抵御能力而言，疫情对山区小城镇经济稳定能力影响不大。低稳定能力的小城镇数量在2015年略多，这可能是受到了当时浙江山区小城镇发展政策实施不均衡的影响。省级政策强调产业集聚和基础设施升级，但部分区域由于受到地理条件和财政资源的限制分配不均，未能有效的承接政策红利，导致小城镇经济稳定性相对较弱。2010年高稳定能力小城在研究区北部从西到东的带状区域集中分布。而到了2015年和2020年，高稳定能力小城镇数量在中部和南部县区逐渐变多，空间上表现为“由北部带状集聚向全域多点分布”的演变特征，这反映了区域内部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步优化与扩散趋势，也体现了在空间上区域经济稳定能力的动态调整与提升过程。

就转型能力这个层面而言，2010年至2020年期间，浙江省山区小城镇的转型能力呈现波动起伏的态势，其整体表现有所提升，但疫情所产生的影响不可小觑。2010—2015年这一阶段，转型能力呈现明显好转，低转型能力的小城镇数量出现缩减，中等转型能力的小城镇数量大幅上扬。低转型能力小城镇的空间分布从广泛分散局面，渐渐收缩至龙泉市东北部和青田县大部分区域，表现出“由广泛分布过渡到局部收缩”的演变特点，这种改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农业技术服务体系渐趋完备、高新技术产业比重逐步提高、电子商务的快速推进和互联网普及率的极大攀升，这些因素合力推动山区小城镇的产业升级以及经济结构优化工作。2020年鉴于疫情影响，山区小城镇转型能力出现一定程度下降，部分中等转型能力的小城镇回退至较低水平，不过整体依旧较2010年状况好。这十年里转型能力有起有伏，但山区小镇依赖技术创新、数字化推进以及特色资源开发等多维度支撑，慢慢实现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增效升级，促进了区域经济向更高水平转型迈进。

3.2.3 经济韧性的空间集聚特征

空间自相关性用于分析某位置观测值与其邻近位置观测值之间的关联性。根据Tobler（1970）提出的地理学第一定律，事物之间存在关联性，且距离越近的事物在空间上的关联性越强。

本文通过莫兰指数（Moran’s I）计算全局空间自相关性，以评估空间邻近单元属性值的相似程度。莫兰指数的取值范围为[-1，1]。当莫兰指数大于0时，表示空间正相关，数值越大，空间关联性越显著，表现为聚集分布；当莫兰指数小于0时，表示空间负相关，数值越小，空间关联性越弱，空间差异性越大，呈现分散分布；当莫兰指数等于0时，表明空间分布呈随机状态。

根据莫兰指数的计算公式，得出山区小城镇经济韧性的全局自相关系数（表3-3）。

表3-3 经济韧性的Moran’s I指数

年份	Moran’s I	Z(I)	P值
2010	0.3788	12.9855	0
2015	0.3232	11.0803	0
2020	0.364	12.4557	0

2010年山区小城镇经济韧性的Moran’s I指数为0.3788，Z值为12.9855，这个数值远大于2.58，P值为0，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在2010年浙江省山区26县小城镇的经济韧性在空间上具有明显正相关性，存在空间集聚的特点。山区小城镇经济韧Moran’s I指数到2015年下降至0.3232，Z值变为11.0803，P值为0，通过了显著性检验，Moran’s I指数的下降表明，纵使小城镇的空间正相关性仍然较强，但与2010年相比，2015年在空间上小城镇经济韧性的集聚性有所减弱。这种变化可能与区域内经济发展差异的增大相关，有部分小镇依靠政策的扶持或者资源的优化实现了快速发展，另外一些地区的小城镇显著受地理条件或资源配置不均衡的制约，致使它们在空间集聚性上的效果有所下降，2020年山区小城镇的Moran’s I指数呈现为0.364，Z值为12.4557，P值为0，显著性检验结果合格。与2015年作对比，2020年小城镇的Moran’s I指呈现出回升迹象，彰显近几年小城镇经济韧性在空间上的集聚效应增强，这一变化可能与区域内部经济联系进一步增强存在关联，山区小城镇整体经济韧性正呈现下降倾向，但有部分地区在应对疫情冲击时，强化了本地资源的协作以及内部经济的联系，从而造就了更强的空间协同效应。疫情所造成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愈发加剧，可能推动山区小城镇愈发依赖区域内部的资源共享及经济协作，小城镇的空间集聚性进一步增强，我们归纳山区小城镇空间集聚性出现了增强，是区域内部协作需求扩大以及外部环境变动共同作用所致。

山区小城镇经济韧性在空间上具有关联性，之前的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已对这点进行了验证。相比于全局空间自相关，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常被用来检验局部地区的变量集聚情况，其中莫兰散点图可针对探究局部空间的不稳定状况。莫兰散点图上的四个象限被横轴代表的变量Z与纵轴代表的空间滞后量所划分，分别是高高（H-H）聚类、低高（L-H）聚类、低低（L-L）聚类以及高低（H-L）聚类。应用Geoda软件得到2010、2020以及2020年浙江省山区468个小城镇经济韧性水平的莫兰散点图（图3-3）。

图3-3 浙江山区小城镇经济韧性莫兰散点图

通过分析莫兰散点图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的浙江省山区小城镇集中分布在第一、三象限，呈现出高高（H-H）聚类和低低（L-L）聚类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特征，这表明小城镇的经济韧性在空间上存在正效应。深入分析可知，浙江省山区小城镇的经济韧性在空间分布上有明显集聚特点，高韧性的小城镇往往被同样高韧性的小城镇环绕，低韧性的小城镇更多与低韧性的小城镇相邻。小城镇的这种空间依赖性体现了经济发展中的“马太效应”，即经济韧性较强的小城镇较易吸引本地资源和企业投资，从而进一步增强自身经济韧性，经济韧性稍弱的小城镇则可能要遭遇资源流失和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

浙江省山区小城镇在经济韧性方面存在空间关联性和均衡性。未来要想推动低韧性的小城镇向前发展，缩小区域差异，实现整体经济韧性的提升，就需要区域协同以及政策支持二者共同发挥作用。

第4章 浙江省山区26县小城镇经济韧性影响因素研究

4.1 影响因素选取

小城镇经济韧性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鉴于2020年受到新冠疫情影响，经济社会数据出现较大扰动，代表性较弱。因此本文采用2015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影响因素分析。根据以往研究文献以及本文研究目的，结合浙江省山区小城镇发展实际，本文从资源环境、基础水平、经济活力以及创新潜力4个维度入手，遴选12个指标探测对小城镇经济韧性的影响（表4-1）。

4.2 因子探测结果

采用自然断点法对变量X1至X12进行离散化处理，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因子探测工具，探究2015年各特征因素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程度（表4-1）。

表4-1 经济韧性特征变量选取及因子探测结果

变量类型	编号	特征变量	因子探测结果
资源环境	X1	海拔	0.561
	X2	坡度	0.312
	X3	“山海协作”政策导向	0.072
基础设施	X4	路网密度	0.494
	X5	全年用电量	0.270
经济活力	X6	人均生产总值	0.542
	X7	常住人口收缩率	0.542
	X8	贸易进出口总额	0.200
	X9	实际利用外资金额	0.572
	X10	旅游总收入	0.585
创新潜力	X11	信息化发展指数	0.206
	X12	企业R&D经费支出	0.816

因子探测结果显示，对浙江省山区小城镇经济韧性产生较大影响的指标主要是企业R&D经费支出、旅游总收入、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以及海拔高度。企业R&D经费支出的因子探测结果为0.816，这表明对于小城镇的经济韧性来说，企业的研发和投入具有极强的解释力，高研发投入能够推动小城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从而增强其经济竞争力。旅游业带动小城镇民宿、餐饮、交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使其经济结构更加多元化，增强了自身的抗风险能力，还也为小城镇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缓解了人口流失等问题，提升了小城镇的经济活力。实际利用外资引入直接增加了对小城镇的资本投入，有益于缓解小城镇出现的资金短缺困境，为小城镇经济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撑。同本地企业对比，外资企业往往拥有更先进的技术以及管理手段，可切实促进本地产业技术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提升自身经济竞争水平。多数外资项目跟外部市场关联紧密，能协助小城镇融入更大型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以增强小城镇在应对外部冲击上的能力。海拔高度是山区小城镇的重要自然要素，处在高海拔区域的小城镇一般会面临交通不便、资源缺乏等挑战，这些情况制约着小城镇各类经济活动的开展，弱化其经济韧性。这些地区往往存在独特的自然景观及生态环境，这为生态旅游和高附加值农业的发展埋下了潜在的优势伏笔，小城镇可依托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开拓多种发展路径，培植特色产业，推进经济韧性变强。故而在山区小城镇经济韧性提升的进程里，高海拔既构成挑战，也创造机遇，重点在于怎样结合当地实际发挥自然资源赋予的独特优势。

企业研发投入、旅游业发展、外资引入以及海拔高度是提升浙江省山区小城镇经济韧性的核心动力，这些要素借助技术创新、产业多样化、资本扶持和资源挖掘等方式，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小城镇经济活力及抗风险能力。

4.3 交互作用探测

从浙江省山区小城镇经济韧性影响因子的交互探测结果（表4-2）来看，不同因子的交互测度结果明显大于单一因子的交互测度结果。由此可以看出双因素的交互之后的影响力比原来单独的因子具备更强的解释力，说明了小城镇经济韧性水平是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表4-2 交互作用因子得分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X1	0.561
X2	0.91	0.312
X3	0.967	0.651	0.072
X4	0.935	0.721	0.712	0.494
X5	0.924	0.979	0.604	0.882	0.27
X6	0.961	0.954	0.695	0.975	0.779	0.542
X7	0.561	0.91	0.967	0.935	0.924	0.961	0.561
X8	0.738	0.72	0.485	0.92	0.849	0.961	0.738	0.2
X9	0.82	0.935	0.892	0.936	0.869	0.981	0.82	0.734	0.572
X10	0.979	0.932	0.72	0.954	0.741	0.726	0.98	0.911	0.948	0.585
X11	0.817	0.955	0.675	0.827	0.964	0.954	0.817	0.596	0.788	0.952	0.206
X12	0.909	0.944	0.976	0.989	0.982	0.955	0.91	0.927	0.979	0.939	0.927	0.816

从交互结果来看，交互作用最强的是企业R&D经费支出与路网密度、全年用电量，其次是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与人均生产总值、旅游总收入与常住人口收缩的交互作用。企业R&D经费支出与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普遍较强，进一步说明了它是影响浙江省山区小城镇经济韧性的最主要影响因素。

深入分析小城镇企业R&D经费支出同路网密度、全年用电量之间的强交互作用，可以看到小城镇的经济韧性一方面依赖于技术创新，另一方面也需要完善的基础设施来支撑。良好的交通条件以及稳定的电力供应给企业研发活动提供便利，降低企业的关联、运营成本，进而促使该地区小城镇的经济韧性得以增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与人均生产总值的交互作用表明，外资的引入有利于小城镇改善既有产业的生产流程、提升劳动技能水准，推动本地资源的有效整合与利用，带动小城镇人均生产总值逐步上升，这种外源性资本同本土要素之间存在的协同效应，是小城镇突破山区资源限制的关键动力之一。旅游业对就业结构进行重塑，往往体现在旅游总收入和常住人口收缩率的关联上，特色民宿、农产品加工这类衍生产业给小城镇创造了本地就业机会，还能借助产业链的延伸提升小城镇的经济吸引力，进而构建起“以产聚人、以业留人”的良性循环，一定程度上抑制山区小城镇人口外流的现状，这两组交互作用从产业升级、人口稳定的角度考量，一同奠定了小城镇在抵御外部冲击时的韧性基础。

企业R&D经费支出跟其他因素的强交互作用表明，技术创新是拉动小城镇经济韧性的核心要素，但充分发挥其效能，离不开基础设施、资本引入等多维度因素的协同支撑，为了全面提升小城镇的经济韧性，要重视技术创新跟基础设施、资本引入等要素协同发展。

第5章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基于浙江省山区26县468个小城镇2010、2015以及2020年的数据，从抵御能力、稳定能力以及转型能力三个维度构建经济韧性指标体系，采用CRITIC赋权法、经济韧性测度模型衡量小城镇的经济韧性。并采用空间可视化工具、莫兰指数探究其时空格局和演变特征，随后采用地理探测器探究了影响山区小城镇经济韧性的因素，得到以下结论：

（1）2010年至2020年间，浙江省山区小城镇的经济韧性整体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2010年到2015年，经济韧性明显增强，这主要是源于政策的扶持力度、基础设施的建设规模和产业结构的初步优化态势。到2020年新冠疫情等外部冲击造成经济韧性回落，尤其是抵御能力呈现出明显降低的情形，稳定能力在过去十年里波动较小，整体维持平稳状态。从2010年到2015年，转型能力呈现出提升态势，然而在2020年也出现了微小幅度的下降。

（2）从抵御、稳定以及转型能力这三个维度来看，浙江省山区小城镇的经济韧性展现出不同的空间演变特点。前期抵御能力出现一定程度提升，但2020年新冠疫情令其大幅下降，经济基础薄弱的小城镇受到了较大的冲击，拥有高抵御能力的小城镇主要分布在交通便利、产业多元化的地带。稳定能力整体维持平稳态势，高稳定能力的小城镇从北部呈带状集聚分布逐渐演变为全域多点分布。前期转型能力提升十分明显，低转型能力的小城镇数量呈下降趋势，空间分布从广泛分布过渡到局部收缩，因疫情影响转型能力稍有下降，但整体仍优于2010年水平。

（3）影响山区小城镇经济韧性的核心因素主要为企业R&D经费支出、旅游总收入、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和海拔高度。企业开展研发投入、旅游业实现发展以及外资得以引入，依靠技术突破、产业多样化和资本保障，对强化小城镇经济韧性发挥积极作用。海拔高度作为山区小城镇的自然要素，对其加以合理利用可给小城镇发展提供差异化途径。多因素的交互作用对经济韧性影响明显强于单一因素，其中企业R&D经费支出跟其余因素的交互作用最为突出，这表明技术创新与基础设施、资本引入等要素协同作用，对提升经济韧性意义重大。

5.2 讨论

现有关于经济韧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利用宏观区域或者大城市群的数据，通过单一维度或综合性指标分析经济韧性，探讨其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将研究视角聚焦于连片山区小城镇，揭示了其经济韧性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发现山区小城镇的经济韧性演化不仅容易受到对外贸易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还对自然地理条件与政策支持的交互作用有着明显的依赖性，这与大尺度区域研究中主要关注经济结构和市场因素的结果有所不同。此外，在面对突发事件（如新冠疫情）方面，小城镇与大中城市一样无差别地受到了明显冲击，但就冲击强度而言，小城镇因其人口规模、经济流动活跃度等有限可能表现出相对更强的韧性特点。地理探测器模型识别了山区小城镇发展道路上自然条件与经济社会因素的交互作用，揭示了海拔高度、企业研发投入、旅游业发展等多因素耦合对经济韧性的影响，深化了对山区小城镇经济韧性驱动机制的理解。

山区小城镇发展存在政策驱动的短期改善与内生动力不足的长期矛盾。政府通过山海协作工程、“千万工程”等，推动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调整，提升了部分小城镇的经济韧性，但此类政策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山区地理条件对于产业布局的制约。深层机制上，山区小城镇经济韧性的分异本质是“自然—经济—政策”耦合作用的结果。技术创新与产业多元化是突破地理约束的关键，但山区小城镇普遍面临“创新资源匮乏—产业升级乏力—抗风险能力弱”的闭环困境。虽然山区小城镇具备较好的生态旅游潜力，但交通不便与数字化水平低限制了资源转化效率。外资引入虽能短期缓解资金压力，却因本地产业链薄弱难以形成可持续竞争力。同时山区小城镇还面临严重的人口流失问题，年轻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导致本地劳动力供给不足。今后为了提高经济韧性，浙江省山区小城镇应该在切实贯彻现有政策的基础上，逐步摆脱过度依赖政策扶持的发展模式，转向更加可持续的内生发展动力培育机制。小城镇通过交通网络优化打破地理壁垒，培育特色产业集群，并强化技术创新与基础设施的协同效应，例如通过电商平台拓展农产品的外销渠道等。同时通过进一步改善公共服务、提升就业吸引力等措施缓解人口流失问题，最终实现“自然劣势”向“生态优势”的转化，从而增强小城镇的经济韧性和自主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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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附 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