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读后感

 

读《两种文化》有感

 

说起两种文化，大概都会想到查里斯·帕希·斯诺，它是二十世纪中期英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斯诺的作品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的作品经常以科学家为主要人物，集中反映科学家的生活，揭示科学家的心理状态。斯诺一生中有两次演讲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星，一次是1959年在剑桥大学的演讲——《两种文化及再谈两种文化》；另一次是1960年在哈佛大学的演讲——《科学与政府》。前者在世界范围掀起饿了一场轩然大波，各大报刊杂志，许多科学家都参与了这场令人感情激动、情绪热烈的争论，其主要焦点是科学和人文主义在现代社会中各自的功能。而后者提出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现代社会中关系到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的决策都是由少数人秘密作出的，而且这些决策的根据和后果往往缺乏直接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怎样才能防止这种情况可能导致的难以挽回的危险呢？这次演讲的反响也很强烈，被誉为科学社会学中最有价值的思想之一。

到现在为止，《两种文化》已有三个中译版本。第一个是在1987年就已出版，名为《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为四川人民出版社著名的走向未来丛书之一。第二个是在1994年，三联书店出版由科学哲学界的著名学者纪树立先生翻译的《两种文化》。第三个版本《　两种文化》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在这三个版本中共有的核心文章是查里斯·帕希·斯诺的两个演讲，即《两种文化》与《再看两种文化》。由于核心文章篇幅较短，四川版集成了斯诺的另一篇演讲《科学与政府》。而三联版不仅收入了《科学与政府》，还收入了《科学在道德上的非中立性》等另外三篇演讲。

斯诺年轻时曾是一位物理学家，在著名的卢瑟福领导的著名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工作。后来因为一场意外事件改行写小说，并逐渐获得在公众之中的名声。他在演讲中说“在很长一段日子里，我是白天和科学家在一起工作，晚上则与一些文学同事在一起。”由于他这个特殊的经历，使得他能够注意到他所谓的两种文化。那么到底什么是两种文化，他们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在斯诺的这个著名演讲中指出两种相互对立的文化，一种是人文文化，一种是科学文化，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一个互相不理解的鸿沟，又是还存在着敌意和反感。他们彼此都有一种荒谬的歪曲了的印象。斯诺指出，人文学者往往习惯于用克制压抑的语气讲话，他们对他们的前辈诚惶诚恐，自愧不如；但是他们却特别看不惯科学家那种近乎狂妄的坦率，他们看到科学家们经常兴致勃勃的宣称自己做出了什么新发现的样子总感到不舒服。在他们看来科学家是些粗俗不堪、浅薄狂妄的家伙，意识不到人类的处境是多么的令人绝望和悲惨。而科学家们又觉得人文学者软弱迂腐，无病呻吟，根本不关心同胞生活。科学家认为，只要世界上还有许多过着贫困生活的人，那么无论最终会怎样，都必须先设法改变他们目前的处境，使他们过得好一些。而这两种文化的产生就像斯诺演讲中说的那样，“时间大约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我想肯定是在圣约翰学院，或者是在三一学院。不管怎样，史密斯都肯定正好坐在校长或副校长的右边——而且他是一个喜欢同周围的人谈话的人，尽管他并没有立刻得到周围的人所表示的鼓励。他向坐在他对边的一个人讲了一些轻松的牛津大学的人爱讲的闲话，得到含糊不清的咕哝声。然后。他又试着对坐在他右边的人说了几句话，得到的反应仍是一声咕哝。这时使他大吃一惊的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你知道他讲述了些什么吗？”“我一句也没听懂。”这样一来，连史密斯也有些坐不住了。可是校长以巧妙的社交手段，用一句话使他安心下来，“哦，那些是数学家，我们从来不同他们交谈”。”正因为这样的从来不交谈，于是两种人便各自只出现在自己的圈子里，只谈论自己所谓的文化，像两个没有联系的城堡一样，于是便出现了两种文化。两种拥有不同知识的人。又如斯诺说的那样，由于文学家们认为从来没有读过一本重要的英国文学作品的科学家太可怜，他们把这些科学家当做无知的专家来看待。然而，他们自己的无知和他们自己的专业更是令人吃惊。有一次，斯诺被激怒了，问他的这些文学朋友们是否能描述一些热力学第二定律，显然是没有人知道。但是这个问题仅相当于问一个科学家：“你读过莎士比亚吗？”

这两种文化的分裂，使得文学家们和科学家们都认为对方没有文化；但由于科学和技术在当今社会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重，就使得人文文化越来越处于弱势地位，受到忽视。当这种忽视成为一种社会风气，隐患就会逐渐表现出来。在韩建民先生的文章《萨顿新人文主义思想主脉》（科学时报，2003-3-21，B2版）中说萨顿认为有两类人是令人不愉快的，“一是古典学者和文人墨客，他们总认为自己是古代和近代文化的保卫者，他们看不到科学正在他们面前展示出整个完美的世界。二是一部分科学家和发明家更让人不快，他们似乎对人类在五六千年中积累起来的全部美和知识财富一无所知，他们不能领略和欣赏过去的魅力和高尚，并且认为艺术家和历史学家等都是一些毫无用场的梦想家。”这两类人正是斯诺所说的文化分裂的两极，一方对热力学第二定律一无所知，一方对莎士比亚不屑一顾。第一类可能是保守的，可能会拖慢所谓科学进步的步伐，但是第二类人则可能对人类文明有严重的破坏性。

　同时两种文化这一现象似乎也意味着，斯诺所提出的问题有着一个重要意义，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下的许多畅销书，与其说它们是内容上有多么重要，倒不如说是其选题立意更有吸引力，甚至有时，重要的只是一个标题，或者说，只是一个新颖的概念。在斯诺的两种文化的例子中，其实也有些这样的特征：随着时代的发展，两种文化的沟通、融合问题，也表现出相应的发展与变化，而在不同的时期，这些不同的表现形式与内容仍然在不断地引起人们的注意力，成为斯诺命题的延伸。因此我们可以说，斯诺在几十年前提出的“两种文化”这个在今天仍具有重要影响，并在不同的意义上为人们所关注讨论的问题，其重要性也正在于让人们借题发挥。否则，就不是在研究当代问题，而只是在研究历史了。甚至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设想：我们今天在阅读这本经典著作时，在原著中仅有四五万字的内容里，究竟有多少文字是直接与我们的现实直接相关的呢？这个比例似乎并不很大。当然我们可以说阅读原著可以加深我们对历史发展的理解，但历史上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不可能对所有的问题都有如此浓厚的兴趣。我们之所以会特殊地关注对两种文化问题的理解，其原因就在于这个被斯诺提出的问题在不同的时代可以有不同的内涵，但却总是成为某种核心的社会文化焦点。关注这一问题的提出及其争论的历史，除了有其自身的史学意义之外，重要的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今天的现状是如何形成的，并进而在这种认识和理解的背景中更好地、更恰当地解决当下的问题。

说到当下，两种文化问题是可以有多个方面让人们去特别关注的。在这里，至少我们可以举出它在今天之表现的两个典型。其一是教育。事实上，早在斯诺最初提出两种文化问题时，教育就是他所强调的领域之一。在西方发达国家，比如美国，从冷战时期开始的科学教育改革，直至前些年颇为引人注目的像《2061计划》这样的科学教育改革方案，都明显地表现出越来越多地将人文文化的内容引入到科学教育中的趋势，而且这种引入的比例与范围也是一直持续加大，从最初仅仅涉及科学史，到后来扩展到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这样一些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人文领域中的内容，甚至一些很有些前卫意味的内容。与之相反，在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基础教育体制中，从中学就开始的文理分科可以说是两种文化之分裂的最明显、最典型极端的表现，延续下来，在高等教育和其它教育领域中，情形也是类似的。近年来，随着国内基础教育改革力度的加大，从新制订的课程标准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方面有所改进的可喜迹象。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真正达到与国际接轨的程度，现实地讲，恐怕还要有相当的时间，才可能在教育工作者的观念上与能力上形成必要的准备。

事实上，针对每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一种理论可以作为一种解释、一种说明。两种文化的命题正是解释了当时的一种社会现象：人们只关心自己的领域，只希望自己的领域能够有所发展，有所提高。而现代社会，比如我国，一直在努力通过改变教育制度——从文理分科该为大综合，来改变现在的社会现象。记得有一次报道，有记者问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黑龙江在北京的东北面还是西北面，当时这个学生回答不清楚。这正是两种文化的典型现象。然而，由于科学的飞速发展，一方面不断的通过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极大的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猛烈的冲击了相对稳定的人文文化中的一系列已成为传统的观念。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更多的人们意识到人类面临着由于科学发展所带来的威胁，意识到两种文化的相互对立和分裂。科学的发展使得重大社会问题的决策过程不仅需要人文文化知识的同时必须懂得科学文化的知识。

所以，无论在什么时候，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代表的是一种社会现象，他们的分裂对于社会是一种损失，只有将他们融为一体，使得社会协调发展，才能使得重大社会问题的决策过程民主化和科学化，才能使得人类走向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