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生活就像长江入海口的水,波澜不惊,平静如镜,让波涛在心底里流动,不再会轻易泛起。可是,有时候偏偏不会按人的愿望按部就班。新芳为了一件小事,今天一早突然出现在我办公室,勾起了我立刻要去乡下的强烈愿望。
新芳是生产队长的儿子,比我小三岁,记得那时候他刚好进入青春期,对世界万物充满着好奇和思索。让我印象最深的事,他非常非常渴望得到一本能解析世上万事万物的书,可以用来谋生和人生指南。我说那学哲学吧,他问哲学能让他学好木匠活吗?我说不能,他说,那没用.......他爸是小队长,让我记得最生动的事是,年关将至,一大早,他叫上我,提上几只猪腿,说到城里出差,我问干嘛去,他说你别管,跟着就是了。一路步行到八里店乘车,汽车是城里开出到升山再返回的,八里店刚好在城里到升山的中间,按正常的情况,当汽车来时我们不能上车,还得等汽车返回时上车,可是,当汽车从城里过来客人还没下完,新芳他爸就手一挥说“上”!我急了,那不是去升山了吗?反向了!他们一哄而笑,讥笑我没见识,我像个傻子一样,问为什么?他说去城里的车票是一毛,去升山的车票也是一毛,我说,那回来时不是又要买票?傻!和国营单位的人一样傻,他们就认上车买的票,你到哪里才不管你,一样的钱多乘乘,不乘白不乘!后来,当我阅读到高晓声的小说《陈奂生上城》时,对陈奂生心疼一夜的住宿费特意穿上鞋狠踩洁净的沙发那个细节深有感触。农民的个性是最鲜明和丰富的。
新芳他今天突然跑来告诉我,我下乡时住的那几间公家房近几天就要拆除了,说要建设新农村了,所有的旧房子都要拆除。
我立刻站起来,提了相机就要他开车陪我一起去乡下一趟。
距最近一次去乡下,搬指一数已有二十年光景了,沧海桑田也不过如此,一种“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感慨。从下乡务农算起足足三十年有余了,所有苦难在岁月面前已经显得微不足道,留下的都是歌一般的回忆,半夜惊醒,常常是因为魂牵梦萦。
我想起了老支书阿松伯,新芳告诉我,阿松伯身体很好,今年八十。
新芳如今是某个城建施工队的老板,也是他二十多年在城里摸爬滚打辛辛苦苦奋斗出来的结果。不过,在村上他算不上最好的,算个中上吧。
记得以前骑自行车一个多小时的路,一转眼就到了。
汽车在那间旧小屋前停下,我下车,仔细端详那屋,我不认得了,我哪里还不敢认?四周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石坂轿口没了,变成了水泥护栏,门前那棵歪脖子槐树呢?也没了,那四间屋变成了三间,不!只是二间半了,那左边残存的半间,就是我蹉跎青春岁月时在那里度过了难忘的日日夜夜。窗户被砖头垛上了,门没了,变成了房屋间的弄堂。四周都是村里近几年新起的房子,和我那破败低矮小屋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右边二间,原来不住人,放农药化肥。我刚下乡时已经是深秋,并不知道隔壁就是农药化肥仓库,到第二年夏天,我突然发现我“家”里从来没有看见过蚊子苍蝇之类的光顾,大热天有股刺鼻的味道冲起。后来,新芳爸,让人把农药搬到了最东头的一间,我的隔壁就放化肥,但是,我夏天还是不用蚊帐。

从对岸望过来,那旧屋确实与周围建筑显得严重不协调了,破败不堪!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了,毕竟它的主人已经离开三十年了。 小屋的右边原来是连小学部的“尹家圩中学”,我在那里教了三个学期的中学物理和数学。记得一个冬日的下午,学生都放学回家了,我正在低头批阅作业,办公室就留下我一个在了,其他老师都有家可回,我一人吃饭全家饱,无牵无挂,乐哉悠哉。哼着歌,在学生作业本上龙飞凤舞,此时门外有人敲门,我一边学着影片“闪闪的红星”里地主儿子的一句关于吃年糕的台词,稍加改编:“你叫我一声爹,我给你去开门”,一边走过去把门打开了,门口站着人真是我“爹”,老爸来看我了!后来,这个笑话成了全公社的教书匠们口头娱乐节目。
左边已经被拆的那间,住着一位女知青,早我一年下乡的,据说,陈果夫的侄女,在那年代,可想而知的命运,在我印象中,她好象小学没读完,说话粗野,不太惹人喜欢。港南(河南岸)一个叫宝明的男知青,天天光顾,有人说宝明是认真的,也有人说宝明不会要她的,嫌她成分高,我听见她的竹榻(竹床)每天晚上嘎支嘎支响个不停。后来,宝明上调走了,再也没来看过她,她抽泣过。不知道她今在何处,问新芳,也说没有任何消息,说,眼下应该日子不错吧?那也是一种祝愿的心情了,但愿她能生活得如意点。
我不甘心我眼前的一切,我还想看到更多值得回忆的东西,提了相机进“屋”,只见一只大蜘蛛在屋檐下筑起了安乐窝。我心里对它充满了感激,按佛教的说法也许我和那只蜘蛛存在着某种缘,它为我守候梦境将到最后的一刻。
从旧屋出来,直奔阿松伯那里去了,他住小河的南岸,我们土话吴语里称河为港,南岸即称为“港南”,新芳把我带到阿松伯面前,让他认我,他把我从头到脚用眼睛扫描了无数遍,最后还无奈地笑着摇了摇头。我报上自己的大名后,他猛拍了一下大腿,一下子喜上眉梢!寒暄,问候,回忆。我提出要为他拍照,他欣然入座,特意上楼穿戴一下,毕竟当过几十年的大队支书,身上透出让人尊敬的气质来!
我们这个大队,解放前活跃着一支保家护院的自主武装,按非主流的江湖中人称法为一群“英雄好汉”,如果换个角度,按主流阶层的统治者的说法,即称其为“土匪窝子”了。“土匪们”身上具有:英勇、机智、豪爽的一面,同时也有凶残、狡诈、诡异的一面,否则怎么能在乱世中保一方平安?当“土匪”虽然已经是祖辈或父辈们的事了,但是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引以为自豪的“英勇”故事,“土匪”的血还在小辈们的身上流动,那些性格还在小辈们身上显现着。身为支书,没有点真本事,休想在这一方土地上镇得住。比如,小伙子长到十八九,听说阿松伯不同凡响,会上门叫板,直呼其名:阿松,不是灰孙子的,出门过招。阿松会笑眯眯地出得门来,站在门前的晒场上,等候小伙子冲上来,那小子会鼓足了力气,勇猛地出招,一伸手,阿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没等旁人还没看清是怎么回事,小伙子的手臂关节被卸载了脱了臼。小伙疼得熬熬乱叫,从此对阿松伯恭恭敬敬,再不敢直呼其名了。东家和西家吵嘴斗狠了,谁都会叫上阿松伯来判个公正。阿松伯的板子打下去,谁都心甘情愿,心服口服。
拍照时,一只蚊子正在叮咬阿松伯的右臂,他显然觉察了,但没去拍打,依然泰然自若。这与他飘逸的银须之间有一种慈悲在?
我记得回城上调那次,要大队书记在个人档案上写我事关影响我今后人生历程的下乡期间的鉴定。他把空白鉴定盖上大队图章后,一个字没写就交到我手上,让我自己回去写。遇到如此沉重的信任,沉重得让我把灵魂交出来,自己放在天平上秤有几斤几量!
中午,新芳拉上他弟弟,一起去了一个叫“移沿山农庄”的好去处吃饭。三十年弹指一挥间换了人间!如今农村变化速度快得甚至让农民自己也似真似幻。
我们的生活确实已经变得让我们可以期待得更多了。我很满足,我也很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