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箱包：为什么不寻求生物链突围？

《黄晓蓉逛上海》连载之九

中国箱包：为什么不寻求生物链突围？

 

屈指算来，在箱包业里摸爬滚打了将近一年了。

如果不是因为曾经不同的人生阅历，我可能和大多数农民工一样，没有机会深刻体会到貌似自由平等博爱的人类之间竟存在悬殊的生物链，也没有机会说穿这可怕的生物链对底层人民的伤害，更没有机会提出击破生物链的个人见解。

当然，最主要的是，这绣迹斑斑的生物链条铸就的僵化、奴性的思维，让身为社会中下层的我们举步维艰。

我们不禁要反思，要找原因，要寻求突围。

 

反思之一：跳出圈外看奢糜的人间

首先，请让我们看清楚这个花花世界吧。

金融危机下，已经不断有报道称中国人是维系世界大多数奢侈品牌的最有力的市场。人们甚至能在巴黎的老佛爷商场看到排队等待购买LV包包的中国人，和专为中国人设置的独立收银台。

身为箱包业从业人士，我们很难想像一个定价上万元人民币的LV包包的真实内涵，很难想像我们的另一部分同胞生活居然如此阔绰，出手居然如此大方。他们哪来的钱呢？

几乎每天，我们都可以从网络上看到一些人的精彩故事：一边贪污两亿一边捐钱行善的反贪局长；一边贪污一边放高利贷的安监局长；身家过亿，入狱后还能收钱批条改建工程的城建局长；在位时平均日收入1.5万元人民币，天天祈求佛祖保平安的官员；建“白宫办公楼”的村支书；办公室放置价值上百万红木家俱的镇委书记；各路贪污过亿的省长、市长、国企老总......

用“日进斗金”来形容“一小撮”中国官员实在是不为过。

我们可以想像，作为这些中国官员本身及他们庞大的“亲友团”和亲信，会有什么样的物质生活？

更让我们这些井底之蛙大开眼界的是：“权威报告指中国91%亿元户是*”。这是最近被各大网站疯传的一则新闻。

报告称：“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

只要理解过来了，那么排队购买LV的现象自然不足为奇；奢侈品在中国拥有巨大市场自然不足为奇；八荣八耻沦为笑话自然不足为奇；社会资源被侵占贻尽，绝大多数老百姓生存艰难自然不足为奇。

 

 

反思之二：我们处在生物链的哪个环节

“生物链可以理解为自然界中的食物链，它形成了大自然中‘一物降一物’的现象，维系着物种间天然的数量平衡。”

“生物链是指在自然界中，一种生物以另一种生物为主食，而这种生物自身又是其他生物的捕食对象，由此各种生物之间就形成一种生物链。”

这是百度百科对广义“生物链”的部分解释。我这里想把“生物链”单独引申到人类，引申到人类中的行业以及行业中的各个职位。

那么，在这“一物降一物”的生物链中，咱们中国箱包行业处在哪一个环节呢？

且让我们看看自身的生存状况吧（以中国箱包著名集散地——泉州市的箱包工厂为例，其它地方未详考）：

一、工作时长：一般情况下，实行“星期六晚上不加班”制，没有休息日，没有午休，天天加班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原则上每个月允许请假1-2天。

二、工作环境：一个车间几十上百架电平车同时工作，工人经年累月承受严重的噪音污染，呼吸各种皮、革、布料、胶水、边油、汗水等交汇而成的污浊空气。

三、生活质量：按普通熟练工计，月薪1000-1500元，扣除生活费，很难有盈余，淡季工厂没有单做时领几百元生活费或失业；除了收听广播外与现代文明和现代第三产业几乎绝缘。

四、受教育机会：长期加班导致几乎没有受教育机会，自身处在文盲与半文盲的程度上，导致大多数人的后代持续缺乏受教育机会，持续沦为社会底层。

五、福利待遇：没有任何社会保险。

 

以上是箱包业普通工人的生存状况调查，车间管理人员与普通工人的区别在于：收入较稳定、工资较高；办公室管理人员与普通工人的区别在于：收入较稳定、工作环境较好、工作时长较短、（一般加班到晚上21：00即可下班，每周有轮休一日的机会）受教育机会略多（偶尔可以看看报、上上网）。

有时候我想，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那么多人在享受文明带来的各种乐趣，而在咱们箱包业，大多数同仁的生活品质怎么还不如农耕时代的人类？这是为什么？

 

 

反思之三：苹果《2009年供货商社会责任进展报告》启示

美国著名企业——苹果公司《2009年供货商社会责任进展报告》中声明，其中国供货商存在员工超时工作，克扣加班费、薪酬低于最低工资水平等情况，这与苹果的原则相违背。

报告声称，在2008年的审计中，生产iPhone与iPod的83家中国代工厂有45家未支付员工加班费，23家支付的工资低于当地最地工资，22家没有达到环境标准，7家雇佣低于16岁的童工。

苹果发言人史蒂夫•道林Steve Dowling表示，苹果自2007年起开始审查供货商的劳工待遇，已采取多项措施改善其中国代工厂外来及合同制劳工的境况，目前，苹果公司已要求代工厂调整措施，确保员工正当收入。

 

这样的一则消息曾经引起国人的小范围震惊，人们惊呼：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工环境竟需要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企业来指正！

当然，这样的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新闻，很快就被“喉舌”们放在次要的版块，渐渐抹掉，以便坚定地维护社会的“和谐”。

 

从这样的一则新闻中，我们可以看出，苹果是一个非常有社会责任心的品牌企业，它能发布这样的报告，说明它一定给足了加工费给中国的加工厂，但中国的加工厂老板居然还能在充裕的加工费上盘剥可怜的工人；可以看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人的先锋队组织”竟然对社会主义工人的非人待遇漠然视之。

虽然“主流媒体”不曾告诉我们，但从这则新闻，我们可以得出，真正的品牌企业往往是社会和谐的谛造者和推进者，而没有品牌意识的加工厂往往因为文化与良知的缺失，而站在了人类文明的对立面。

苹果告诉我们：真正的品牌企业，是以为员工创造优秀的生活品质，为社会文明的进程添砖加瓦为已任的。

 

 

反思之四：巨大的市场在向我们招手

虽然只是理想，但并非不可能——

如此艰难困苦的生存环境下，作为箱包企业，如果我们一起倡导品牌建设，倡导品质生活，倡导社会文明，我们就能在生物链的末端实现突围。

否则，我们将重返野蛮。

一些世界级箱包品牌为我们树立了榜样，难道我们除了忌恨、中伤和制造A货之外，竟没法放下身段来谦虚学习和认真研究品牌的精髓？

试想，一个科级干部能抽1500元一条的“至尊九五”香烟，就能消费价值1000元以上的品牌箱包，品牌消费能力如此强悍，我们为什么非要做A货？非要做加工厂？非要互相压价？非要压榨我们亲爱的工人兄弟？

我粗放地算上一笔帐，假设一个县有科级以上干部200人，中国有2800个县级行政区，就有56W个科级以上干部，假设平均每个科级以上干部有二十个以上“亲友团”（当然省部级以上，起码每个人能恩泽500个“亲友团”），就有1000W个品牌消费能力。一个品牌消费能力假设一年消费2个1000元箱包，单纯科级以上官员及其亲友团这块市场，就有200亿人民币的品牌箱包市场。

按每个箱包品牌平均年营业额1000万元，那么单纯科级以上官员及其亲友团这个市场就可以养活2000个箱包品牌，并且由于利润极为可观，品牌将得到持续塑造，管理持续改善，员工生活品质得到持续提高，行业将进入良性循环。

更可观的是，由于我们的生活品质持续提高，我们的后代将受到良好的教育，随着他们走出国门深造后，将把一部分优秀品牌及其文化带出国外，进入全球市场，就像LV、GUCCI、香奈儿等等一样。

 

在此，让我们反思一下：中国有多少箱包企业真的在做品牌？在做市场营销？为什么我们拱手把这么强大的市场让给了外国箱包品牌，而却为能成为他们的一个代工厂而沾沾自喜、互相残杀？

 

 

（写于2009年7月29日星期三凌晨）

转载于:https://www.cnblogs.com/wecan/archive/2009/08/19/154978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