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瑞典女权主义与移民女性类别：代际困境与历史演变

瑞典女权主义与移民女性类别：代际困境与历史演变

在瑞典的女权主义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移民女性这一类别始终处于复杂的社会结构之中，涉及到代际冲突、种族主义以及政策演变等多方面的问题。

白人女权主义的剖析

在一些焦点小组讨论中，参与者们就所谓“阿姨们”对团结运动的贡献达成了共识。然而，安德烈亚的观点却将讨论拉回到一个更早的框架中，她指出瑞典霸权女权主义在构建移民男性形象时存在女性民族主义的形式，将移民男性描绘成危险和暴力的形象。

年轻女权主义者们与研究者交流时，认为作为反种族主义女权研究者的研究者会认同她们对瑞典妇女运动的批评。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如此，曾和其他学者一起探讨过瑞典（霸权）女权主义在理解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方面的不足。但霸权女权主义这一概念更能揭示其他女权主义经历的存在，性别学者乌拉·曼斯认为瑞典女权运动的呈现方式常常排除了激进主义的经验。

路易丝对“白人女权主义者”进行了定义：“你真的不明白……这些女人不是反种族主义者……如果你不参加她们的小组讨论或市政项目，她们不会邀请你共进晚餐。她们想保护自己的特权，为此她们不需要我们，也不需要你，她们需要那些提供资金支持的人继续相信……相信移民女性这个类别，认为我们就是这个类别。如果你不接受她们的游戏规则，不扮演受压迫的移民女性，她们会既失望又生气。这些就是我所说的白人女权主义者。”她试图让研究者明白被当作朋友接受和被当作一个类别利用之间的界限。

代际困境

在一些深度访谈中，代际问题进一步凸显。28岁左右、即将完成专业学位、在瑞典出生长大且父母是来自伊朗的政治难民的拉莱赫提到，有一次看到一百多名女性展示关于“红袜子”的内容，她们很开心，但她的一些朋友很生气。拉莱赫理解她们的怀旧情绪，她感激她们的斗争，但认为这些白人女权主义者不想活在当下，她们想讨论工作与家庭的平衡，可她认识的大多数女性都失业了，生态系统也在恶化，她们不想为未来而战。拉莱赫通过对自己家庭的解读，将这种代际困境与父母在伊朗的政治斗争经历相联系，认为这是类似的代际旅程，都面临着损失和挫折。

在第三个焦点小组中，代际裂痕以另一种形式呈现。女权主义者的女儿们认为母亲的策略是一种顺从，她们需要与之划清界限。安德烈亚说：“有时我会对我母亲生气。我知道她们为了让我能上大学付出了很多……但我不得不告诉她，‘别再笑了’……你知道，她就是‘移民女性’，带着蛋糕去参加咖啡聚会的那种。”利拉也有类似的感受，她的母亲做了成千上万的萨莫萨三角饺，如果她提出意见，母亲就会说“这是他们的国家”之类的话。母亲原本是训练有素的工程师，但来到瑞典后无法从事本专业工作。这些年轻女权主义者认为“移民女性”这个词是母亲们为了生存而不得不扮演的角色，体现了政治经济与分类系统之间的联系，也反映出母亲们受到的过度剥削。同时，她们既感激母亲为创造未来所做的一切，又对瑞典社会中母亲所处的从属地位感到愤怒。

瑞典政府文件中的移民女性类别

移民女性这一类别在年轻反种族主义女权主义者的故事中频繁出现，它既是童年记忆中母亲被社会对待的方式，也是一种顺从表演的代名词。政府官方报告中，“移民女性”这一类别成为构建表征、表达和意义系统的核心节点，相关文件中涉及的术语强化了分类系统：
1. 移民女性 ：讲芬兰语的家庭主妇、外国公民女性。
2. 移民家庭 ：非瑞典语家庭、移民家庭住宅、移民家庭、劳务移民家庭、移民父母、移民文化，以及来自其他国家的儿童和成年人。
3. 外国公民儿童、第二代移民、移民儿童的母亲、非北欧儿童 。

这些术语是无色盲种族主义策略的核心，它们将移民和家庭等看似中立的描述转化为种族化过程的关键元素，将移民行为转化为特定的人群类别，以维护瑞典优越性的殖民幻想。所分析的文件涵盖了从1970年到2012年的四十多年，涉及移民和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日托、学校、育儿教育、社会工作干预、儿童和“第二代”等主题。

下面用mermaid格式流程图展示移民女性类别在政府文件中的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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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政府文件] --> B[移民女性类别]
    B --> C[表征系统]
    B --> D[表达系统]
    B --> E[意义系统]
    C --> F[种族化过程]
    D --> F
    E --> F
    F --> G[维护瑞典优越性]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移民女性在瑞典社会中的形象和地位也发生了变化：
| 时期 | 移民女性形象 | 相关特点 |
| ---- | ---- | ---- |
| 1960 - 1980 | 问题 | 福利国家扩张，虽有团结议程，但将移民女性视为问题，强调其“孤立”，存在剥削性种族主义和从属式包容 |
| 1980 - 2000 | 负担 | 新自由主义兴起，移民女性面临劳动市场恶化、健康问题被文化化解读，“文化”被商品化，出现关怀式种族主义 |

瑞典女权主义与移民女性类别：代际困境与历史演变（续）

1960 - 1980：移民女性作为问题——剥削性种族主义与从属式包容

这一时期，瑞典福利国家通过政策支持瑞典女性融入劳动力市场，采用双职工/双职业家庭模式。同时，多元文化议程发展，移民组织也在为移民权利而斗争。尽管瑞典民族国家的构建中存在多种形式的种族主义和种族化现象，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是劳动力移民种族化的重要节点，通过将工人划分为处于白人边缘的类别来实现。

瑞典公民与移民之间的文化差异观念在这一阶段虽已存在，但被置于不断扩张的福利国家框架内，受社会民主主义的平等、社会正义以及与移民及其家庭团结的意识形态启发。这些观念不仅强调尊重移民文化，甚至提倡向移民文化学习。例如，瑞典政府官方报告指出：“对瑞典儿童来说，尽早与来自其他国家的儿童和成年人接触非常重要；因此，具体而言，体验不同于平常的认知和表达方式。如果移民儿童不能尽快融入，就有固化阶级界限的风险。需要建立一个更加包容的社会，增强对外观、行为、世界观和观点差异的理解、宽容和尊重。”

这些文件无疑表达了对移民女性的团结议程，在许多文本中，移民女性被视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尽管这一议程可能带有家长式作风，且高度依赖专家和国家干预，但它也基于与移民组织对话的理念，更重要的是，通过扩大社会权利和公民身份，将社会政策目标定位于包容、尊重和保护所谓的“移民家庭”。例如，瑞典儿童和居住在该国的外国居民都可获得一般儿童支持，只要孩子是由居住在该国的人所生，或者孩子或其父母至少在该国停留六个月。

然而，这些文件中存在一个明显的隐喻，即位置或有明确边界的封闭空间。受瑞典女权主义启发的专家将移民女性/母亲描绘为固定在家中——这一空间本身就被视为问题，与有偿工作（被视为实现解放性性别平等的途径）形成二元对立。“孤立”一词的系统性重复强化了“问题”的定义，如报告中提到：“许多在劳动力市场中没有稳定地位的移民女性大多处于孤立状态。这种孤立的一个原因是瑞典语能力不足。”

实际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移民女性的有偿工作参与率超过了瑞典女性。但瑞典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和家庭中的地位是从结构因素角度理解的，而移民女性的地位则被分析为她们“缺乏”某些东西，如教育、对瑞典语的了解、对社会运作方式以及自身权利和义务的认识。种族化的移民劳动力遵循现代性/传统范式，通过剥削性种族主义和从属式包容的组织模式，针对移民女性和男性。然而，将移民女性构建为问题，以她的“孤立”神话和支持她“解放”的需求为框架，为新兴的瑞典性/白人身份的演变创造了空间，这种身份否认了她们的特权与移民劳动力过度剥削之间的联系。

下面用mermaid格式流程图展示这一时期移民女性面临的情况：

graph LR
    A[福利国家扩张] --> B[文化差异观念]
    B --> C[团结议程]
    C --> D[社会政策支持]
    D --> E[移民女性地位]
    E --> F[被视为问题]
    F --> G[剥削性种族主义]
    F --> H[从属式包容]
    I[女权主义理念] --> J[家庭与工作二元对立]
    J --> K[强调移民女性孤立]
    K --> F

1980 - 2000：移民女性作为负担——族裔的商品化

1991年，中右翼政府当选，重申了新自由主义概念，如“选择自由”和“灵活性”，与之前所谓福利服务提供的僵化形成对比。政治科学学者克里斯蒂娜·博勒斯指出，“自由”和“平等”等核心术语在新自由主义转变的重新框架中被挪用。福利供应系统的削减伴随着工作福利意识形态的引入，这些措施不仅应被视为应对金融危机的紧缩政策，还应被视为引入了一种新自由主义制度，即从国家转向市场，从将福利政策视为权利转变为将其视为国家经济的负担。

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旨在实现性别平等和移民融合的重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欧盟一体化的结果。但与此同时，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过程改变了移民女性的类别，种族化程度加剧，“移民”的定位更加强烈地不仅指向“非西方”世界，还通过关于种族化社区（“郊区”）的话语在国家内部的特定地方体现。种族化从发展范式（从传统到现代性）转向基于对他人文化和身体本质主义和固定观念的差异理解。

社会不平等的文化化（和种族化）

政策辩论中关于文化和民族身份意义的冲突加剧，大量种族化公民面临失业和劳动力市场歧视。移民女性集中在制造业工作，使她们成为特别脆弱的群体。经济衰退首先影响工业就业，加剧了之前对移民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定位的歧视过程。

移民女性因前几十年过度剥削而导致的健康问题增加，被媒体和主流学术界解读为文化编码的反应，即移民女性抵制在所谓复杂的劳动力市场中从事有偿工作。健康不佳、提前退休和长期病假被归因于文化特点。移民女性的类别从受害者转变为被迫成为福利国家的负担，引入了经济成本和收益的语言，这将成为未来几十年移民辩论的核心。

“家庭企业”与多样性作为商品

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社会民主福利国家具有庇护主义色彩，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创造了关于“移民企业家”的话语，认为这可以解决移民高失业率和移民家庭融入瑞典社会的问题，将“文化”转化为市场商品。

20世纪80年代末，瑞典设立了“自主创业”福利政策，旨在促进一般自雇活动。苏珊娜·梅森对瑞典移民家庭企业的研究表明，虽然许多女性喜欢在家庭餐馆工作，但她们大多数更希望有与自己教育背景相符的工作，而且市政当局为女性考虑的所有投资都涉及烹饪、缝纫、手工艺、清洁或其他类似任务，这些都无法使她们融入正规劳动力市场。瑞典劳动力市场政策在移民社区中引入或强化了父权关系，移民女性再次被排除在性别平等政策之外。

文化距离和文化冲突范式：关怀式种族主义的建立

为了解释移民女性和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边缘化或排斥，同时否认种族主义和族裔歧视的核心地位，“文化距离”的概念应运而生。该术语在公共辩论和研究中被引入并确立，表明移民（特别是来自欧洲以外的移民）缺乏福利国家结构调整以及所谓新形式的工作场所文化所要求的社会和文化技能。

“文化距离”的概念边缘化了强调劳动力市场中族裔歧视和制度性种族主义的解释，而是将排斥（和歧视）过程重新铭刻并解释为存在于移民自身的身体中。在许多方面，“文化距离”的概念导致了文化冲突。价值观在这种从差异到冲突的微妙转变中高度存在，但这些价值观从未被明确界定，也很少被描述。

例如，为了解释移民女性和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边缘化或排斥，同时否认种族主义和族裔歧视的核心地位，“文化距离”的概念出现了。该术语在公共辩论和研究中被引入并确立，表明移民（特别是来自欧洲以外的移民）缺乏福利国家结构调整以及所谓新形式的工作场所文化所要求的社会和文化技能。

为了解释移民女性和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边缘化或排斥，同时否认种族主义和族裔歧视的核心地位，“文化距离”的概念出现了。该术语在公共辩论和研究中被引入并确立，表明移民（特别是来自欧洲以外的移民）缺乏福利国家结构调整以及所谓新形式的工作场所文化所要求的社会和文化技能。瑞典自由党妇女分支在提议废除打屁股的政策改革时，似乎认为其他文化，或者说瑞典的移民父母，将打屁股视为一种成功的社会化方法，尽管没有任何关于移民社区中亲子关系的研究支持这一说法。“身体惩罚总是无效的”（关于“家庭传统的身体惩罚孩子方式”部分）。但关于打屁股作为一种教育性的育儿工具，无论其他文化的代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都不能接受偏离瑞典方式的做法。我们因此目睹了一场文化冲突。文化冲突范式导致需要干预移民家庭，“拯救”妇女和女孩以及“第二代”。拯救叙事成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许多政府报告的核心。

下面用mermaid格式流程图展示这一时期移民女性面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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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新自由主义兴起] --> B[福利削减与工作福利引入]
    B --> C[劳动力市场恶化]
    C --> D[移民女性健康问题文化化解读]
    C --> E[文化商品化]
    C --> F[文化距离与冲突范式]
    D --> G[移民女性成为福利负担]
    E --> H[家庭企业与父权关系强化]
    F --> I[关怀式种族主义建立]

综上所述，瑞典社会中移民女性类别在不同历史时期经历了复杂的演变，从被视为问题到成为负担，涉及到种族主义、文化观念、社会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代际之间在对这一问题的认知和应对上也存在明显的困境和差异。未来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重新审视和解决，以推动更加公平和包容的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