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提升老年人保险意愿

2019冠状病毒病对中国老年人商业长期护理保险购买意愿有影响吗？

摘要

目的：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导致失能人群长期护理（LTC）负担的重要举措，长期护理保险（LTCI）体系在中国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除了在青岛、重庆和上海等城市试点的政府主导的公共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外，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等健康保险公司也在私人市场尝试推出多种类型的商业长期护理保险。然而，由于公众意识等原因，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市场发展十分缓慢。另一方面，由于2019冠状病毒病死亡病例主要集中于患有高血压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群，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影响了老年人对长期护理重要性的认知。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老年人在新型冠状病毒病2019暴发前后两个不同时期对商业长期护理保险购买意愿的差异。方法：采用安德森行为模型以及在新型冠状病毒病2019暴发前后两个不同时期的两次调查，探讨2019冠状病毒病对商业长期护理保险购买意愿的影响。结果：研究发现了一些显著结果。例如，新冠疫情前，25.8%的受访者表现出长期护理保险购买意愿，而在新冠疫情后，这一比例上升至37.6%。较年轻者（OR = 2.128，新冠疫情前；OR = 1.875，新冠疫情后）或受教育程度较高者（OR =1.502，新冠疫情前；OR = 2.218，新冠疫情后）对商业长期护理保险更感兴趣。结论：本研究表明，2019冠状病毒病对商业长期护理保险购买意愿产生了明显影响，为中国未来完善长期护理保险体系，特别是加快商业长期护理保险的发展提供了启示。例如，有必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对老年人群长期护理重要性的宣传推广。在重点目标人群中，可优先从较高教育水平人群以及中老年45–64岁人群逐步推进。

关键词 ：2019冠状病毒病；商业长期护理保险（LTCI）；安德森行为模型；长期护理（LTC）；失能老年人

1. 引言

一些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导致失能老年人数量不断增长，对长期护理的需求日益增加，相关费用也随之上升，给失能老年人家庭及政府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例如，中国人口老龄化伴随着慢性疾病的显著增加，引发了巨大的长期护理（LTC）需求。2016年，中国老年人的残疾率为16.5%，其中重度残疾率为7.2%。据预测，失能老年人的长期护理费用将从2016年的378.2亿美元增至2020年的686.9亿美元，并在2050[1]达到2467.6亿美元。长期护理（LTC）是指“由非正式照护者（家庭成员、朋友或邻居）和专业人员（卫生和社会服务）为那些自理能力不完整的人提供的护理活动体系，以确保其继续享有较高质量的生活”（WHO）[2]。长期护理（LTC）的服务形式包括家庭护理，即专业护理人员上门服务，以及机构护理，如养老院、老年公寓及其他非医院专业护理机构提供的专业护理服务。2016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达2亿，其中近1000万完全失能老年人无法完成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s）。然而，仅有18.5%的人受益于基本医疗保险和公共长期护理服务，这些服务目前在15个城市进行试点[3]。如何满足长期护理需求并建立可持续的长期护理体系，正成为一个长期且严峻、值得深思的政策问题[4–9]。由于对长期护理供需缺乏充分认识，导致老年人财务准备不足并面临支付困难[10]。对许多老年人及其家庭而言，长期护理的自付费用构成了灾难性经济负担。在此背景下，LTCI应运而生以解决这一问题。

1.1. 长期护理保险体系的发展

长期护理保险（LTCI），包括公共长期护理保险（政府强制的）和商业长期护理保险（个人自愿购买），是指一种制度安排，旨在为被保险人在发生日常生活能力丧失、年老、疾病或死亡时提供护理保障和经济补偿[11]。以中国为例，公共长期护理保险是指由个人基本医疗保险中按一定比例划拨资金形成的长期护理基金池，具有强制性、广覆盖的特点，但提供的长期护理服务较少。商业长期护理保险是由商业保险公司（如太平洋保险代理公司（CPIC））面向个人和家庭开发的长期护理保险产品，具有自愿性、高成本但提供多种长期护理服务的特点。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已实施公共长期护理保险制度（public LTCI system），缓解了失能老年人长期护理服务成本的危机。在中国，由于人口老龄化，医疗卫生发展不平衡或不充分，与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之间存在严重矛盾[12]。老年人口的急剧增加凸显了老年医疗卫生面临的危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从2003年的9620万增长到2016年的近1.508亿，其中许多人因患有慢性疾病而失能。因此，对长期护理服务（LTC services）的需求不断攀升，但其资金供给却远远滞后。自2012年以来，中国政府陆续推出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旨在为失能老年人建立完善的医疗卫生体系，包括开展长期护理保险试点（pilot of LTC insurance）[13–15]。青岛、上海、重庆等城市自2016年至2019年已将LTCI作为重点工作推进。专业保险（professional insurance）被认为是一种应对长期护理费用（LTC costs）的有效手段，因其定期支付可预测且可承受的保费（affordable premiums），从而降低灾难性自付费用（out‐of‐pocket costs）的风险。私营部门（private sector）的参与有助于缓解公共长期护理支出（public LTC spending）或自费支付（self‐pay payment）日益增长的经济负担。

私人市场中的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发展不足，对金融市场和老年人长期护理的贡献甚微[16]。尽管具有潜力，但商业LTCI存在固有缺陷，阻碍了其在长期护理市场的扩展，例如价格过高[17,18]以及由于严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19]。因此，即使是在老龄化社会和自由经济背景下，商业LTCI市场也远未繁荣起来。例如，在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只有1%–2%的长期护理支出由商业长期护理保险资助[20]。一些学者认为，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市场发展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供给因素[21]。然而，其他研究揭示，需求因素，例如对未来长期护理风险认知不足、家庭内部道德风险等因素，将持续阻碍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市场的发展[22–28]。最近一项研究表明，美国老年人对商业长期护理保险的需求受到以下因素影响：偏好、长期护理保险的替代品（如公共福利）以及保险特征[29]。其他研究还说明了非正式护理对商业长期护理保险需求存在的挤出效应[30]。性别是可能影响长期护理保险需求的另一特征。由于女性预期寿命更长，估计其失能年数平均高于男性。因此，老年女性比男性更可能使用正式长期护理服务，从而导致在购买长期护理保险意愿方面存在性别差异[31]。因此，性别差异分析也是本研究的内容之一。

1.2. 2019冠状病毒病与老年人长期护理

2019年12月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在全球蔓延。由于2019冠状病毒病具有高度危害性，该危机已引起广泛关注。关于2019冠状病毒病对医务人员和患者心理健康的影响已成为众多研究的重点[32,33], ，同时也开始引发人们对老年人长期护理的关注[34–3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数据，截至2020年4月4日，全球已有1,134,775名患者被确诊，62,448名患者死亡。大多数死亡病例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和慢性支气管炎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例如，死亡中位年龄为72岁，老年人死亡比例明显高于中国湖北省其他感染病例的比例（图1）。由此可见，患有慢性疾病且免疫力低下的失能或半失能老年人已成为2019冠状病毒病的主要受害者。2019冠状病毒病高昂的治愈后护理成本及其死亡病例的老龄化趋势，必将促使人们特别是老年人对长期护理（LTC）和长期护理保险（LTCI）产生新的认识，商业长期护理保险购买意愿也必将发生变化。

总之，商业长期护理保险的购买意愿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文化背景和外部环境[38–44]。在中国，公众对商业长期护理保险了解较少，关于长期护理保险（LTCI）制度，或有意回避商业长期护理保险。2019冠状病毒病的冲击可能对此产生影响，提高对老年人长期护理重要性的认识，并增加对购买长期护理保险的兴趣。因此，本研究试图探讨2019冠状病毒病在疫情爆发前后对中国老年人商业长期护理保险购买意向的影响。本研究结构如下：第二章介绍问卷流程和模型框架，第三章为多元逻辑回归的结果，最后，讨论与结论分别在第四章和第五章。

2. 材料与方法

2.1. 问卷过程与样本

为了比较新冠肺炎疫情前后两个不同时期中国老年人对商业长期护理保险购买意向的差异，本研究使用了两份问卷的结果。

第一份问卷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进行，由四川大学和重庆工商大学于2019年7月15日至9月1日（即中国大学暑假期间）开展，共包含15个问题（后续实证分析中仅纳入了12个变量，其余变量因缺失值过多未被纳入，见表A1）。问卷调查对象为居住在四个代表性城市（广州、上海、重庆和成都）城市社区中的老年人（分为两组：45–64岁和65岁以上），选择这些地区的原因如下：商业长期护理保险是对政府公共长期护理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补充，只有收入较高或生活在经济发达地区的群体才对商业长期护理保险有兴趣。受访者完成问卷的时间约为8–15分钟，且以匿名方式回答问题。总共回收了3584个样本（在各城市社区居委会的协助下），收集到2772个有效样本（有效率为77.3%）。样本排除主要有三个标准：a）存在缺失值的样本；b）年龄低于45岁的样本；c）受访者即使在详细介绍了LTCI之后仍表示对LTCI没有基本了解的样本（我们在正式提问前会对LTCI进行详细介绍，随后提问：“您是否对LTCI有基本了解？”如果回答为“否”，则在继续提问前剔除该样本。当然，在调查问卷的正式问题之前，我们对商业LTCI的概念做了简要介绍，具体将在下一节中详细说明）。需要注意的是，自2019年10月起我们一直在撰写并完善该问卷结果的分析，但尚未发表。由于2019年12月发生了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正值该研究写作过程中，因此我们决定再次开展第二次问卷调查，以探讨2019冠状病毒病的影响。

第二次问卷调查在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爆发后的2020年1月25日至3月10日进行。第二次问卷调查在首次实地调查的相同社区中开展。我们在首次实地调查区域寻找了一些合作伙伴，例如当地社区管理人员或村干部，向他们说明调查目的以及第二次调查的不同之处，并请他们通过微信群和QQ群发放由流行的网络调研软件“问卷星（中文：问卷星）”制作的在线问卷，并以答题有奖的形式鼓励参与。同时提前告知受访者，如果认真完成调查问题，将获得洗衣液或餐补之类的小礼物。与实地调研相比，在线调查可能存在影响结果的差异：当受访者有问题或不理解内容时，实地调研可进行面对面解释，这比在线调查更有优势。因此，为了克服这一问题，我们在设计新问卷时，在问卷开头对LTCI进行了更详细的介绍。由于2019冠状病毒病具有高度传染性，导致中国各地区目前实施出行管控，传统的问卷发放方式已不再适用。作为新工具，互联网已被紧密连接，随着中国人越来越多地使用网络调查，且技术日益成熟，在心理研究中的应用也愈发广泛。由于该方法具有发布迅速、周期短等优势，本研究采用了这一方法。同时，我们还优化了问卷设计，以最大限度地克服网络调查本身的缺点，例如增加了一些测谎题和常识问题，用以识别未认真作答的受访者，从而确保回答的可靠性。所有问卷结果均直接导入R软件进行后续的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此外，在样本收集结束时，剔除了年龄在45岁以下或存在缺失值的样本。我们使用了与第一份问卷相同的问题，共回收1428份样本，其中有效样本为1215份（有效率为85.1%）。

2.2. 模型框架

为考虑可能影响商业长期护理保险购买意愿的各种因素，本研究采用安德森行为模型作为模型框架[45]。该模型包含三类因素：a) 易感因素，如性别或年龄，这些因素可能在疾病发生前就影响与长期护理相关的行为；b) 促进因素，指在患病情况下促进或限制服务利用的因素，如家庭支持、保险等；c) 需求因素，反映感知和实际的护理需求，并对服务利用产生直接影响。本研究采用了在实证研究中广泛用于分析LTCI需求的安德森模型，以解释影响中国居民购买商业长期护理保险意愿的因素。

2.3. 因变量

参考相关文献[46–50], ，因变量为受访者对商业长期护理保险的购买意愿。该工具包含测量个人社会背景、收入状况、对长期护理保险的认知以及预期长期护理需求的问题。需注意，本研究中的LTCI独立于普通个人健康或人寿保险。具体而言，参照何A.J.和周K.L.[51],的研究，问题设计如下：一种与您常规健康保险相分离的长期护理保险，是一种帮助失能老年人家庭支付个人护理费用以减轻经济压力的保险产品。您是否有兴趣购买一种需要您每年支付定期保费（约7068元/年），连续缴纳五年，但在发生长期护理费用经济风险时可为您提供经济保障（每月1000元，直至长期护理状态终止）的保险产品？该问题有两个选项：是或否，分别赋值为1和0。

2.4. 自变量

2.4.1. 倾向性因素

倾向性因素主要包括45–64岁和65岁以上两个年龄组、性别、居住状态（例如是否与子女同住、子女数量）、婚姻状况、教育水平，以及以下两项关于LTCI的态度陈述（见[23,46]）：（a）家庭长期护理的可获得性（问题：“如果您需要长期护理，您的家庭成员会照顾您吗？”答案： 1=否， 2=是）；（b）需要长期护理时的家庭经济负担（问题：“您觉得当您需要长期护理时，会给您的家庭带来经济负担吗？”答案：1=否，2=是）。

2.4.2. 促进因素

促进因素主要包括以下项目：储蓄的可用性和支付长期护理保险的能力。（1）储蓄的可用性（正常支出规划后结余的资金）通过提问“您每个月在日常开支计划后是否有结余资金用于可支配收入？”来获取。因为我们认为，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只有在满足了生活规划的基本成本之后，才会考虑购买长期护理保险。（2）支付LTCI的能力参考了Brown等人[23]以及He, A. J和Chou, K. L [51]的研究：（a）由政府福利支付长期护理费用；（b）支付LTCI保费的能力。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他们被告知了太平洋保险代理公司（CPIC）提供的LTCI的大致价格水平。

2.4.3. 需求因素

需求因素包含对长期护理需求的感知可能性和对未来预期依赖[52]。评估长期护理需求的方法是询问受访者：“您如何评价自己未来产生长期护理需求（包括家庭护理和机构护理等正式护理）的可能性？” 通过让受访者在五级量表上评估其对以下陈述的认同程度来测量依赖预期：“由于健康问题，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您很可能需要他人帮助才能生活。” 所有变量均被分为两组。

2.5. 伦理考量

本研究未涉及人体临床试验，且问卷匿名，因此无需提供伦理审查文件或知情同意。研究参与者被告知其有权在任何时间退出研究。最后，在参与前获得了书面知情同意，并通过省略个人标识信息来维护信息的保密性。

2.6. 实证方法与程序

逻辑回归分析过程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我们根据倾向性、促成性和需求因素对两份问卷进行了双变量统计分析并进行比较。其次，通过多变量分析比较，探讨2019冠状病毒病对中国老年人商业长期护理保险购买意愿的影响。在实证分析的最后，我们进一步进行了两项子分析的比较，即按性别和教育水平进行比较。

3. 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与双变量分析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2019冠状病毒病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后两个时期对商业长期护理保险购买意向的影响。因此，两个时期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图2和表1所示。

如图2所示，第二次问卷的样本量显著减少的原因可能与两点有关。第一，许多人在春节期间前往外地进行家庭团聚或旅行。第二，受到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爆发的影响。然而，从图2和表1可以看出，两份问卷的基本特征差异较小。因此，不同样本量的潜在影响必然存在，但不会太大。

总体而言，25.8%的受访者在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爆发前表现出长期护理保险购买意愿，而这一比例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上升至37.6%。

在倾向性因素方面，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的所有受访者中，48.2%（新冠疫情后为44.7%）为65岁以上的老年人，52.4%（新冠疫情后为47.9%）为男性，63.5%（新冠疫情后为65.4%）与子女同住，74.3%（新冠疫情后为77.5%）已婚，24.4%（新冠疫情后为30.2%）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超过67.3%（新冠疫情后为65.3%）的受访者在需要长期护理时，认为家庭护理的可用性有保障；69.6%（新冠疫情后为72.2%）表示他们的长期护理需求在一定程度上给家庭带来了经济负担。

在促进因素方面，67.2%（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为69.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通常有结余资金用于额外支出；19.8%（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为16.4%）表示其长期护理支出由福利承担；60.8%（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为61.9%）认为长期护理保险保费是可承受的。

在需求因素方面，27.2%（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为44.4%）的受访者预计自己未来需要长期护理，其中22.7%（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为21.8%）预计会依赖长期护理。

因素	新冠疫情前（n = 2772）		新冠疫情后（n = 1215）
	比例 %	购买意愿% χ2	比例 %	购买意愿% χ2
总样本	25.8		37.6
1.倾向性因素
(1) 年龄组	53.25**		47.33**
45–64岁	51.8	35.2	55.3	44.4
65+	48.2	17.3	44.7	21.6
(2) 性别	7.36***		7.92***
女性	47.6	37.5	52.1	46.8
Male	52.4	39.6	47.9	49.5
(3) 居住安排	27.53***		23.21**
不与子女同住	36.5	38.7	34.6	48.3
与子女同住	63.5	28.6	65.4	35.7
(4) 婚姻状况	5.88*		6.18*
未婚	25.7	37.2	22.5	46.5
已婚	74.3	25.3	77.5	31.6
(5) 教育	19.25***		17.78***
高中及以下	75.6	27.8	69.8	34.7
大专及以上	24.4	43.2	30.2	54.2
(6) 住房可用性 care	3.55*		3.91*
No	32.7	36.5	34.7	45.6
Yes	67.3	23.2	65.3	29.8
(7) 家庭负担	47.28***		50.12***
No	30.4	11.2	27.8	14.4
Yes	69.6	30.3	72.2	37.8
2.促进因素
(8) 储蓄的可用性	36.88		31.25
No	32.8	15.5	30.5	19.3
Yes	67.2	38.2	69.5	47.7
(9) 通过 福利	0.19*		0.17**
No	80.2	31.8	83.6	39.5
Yes	19.8	15.8	16.4	19.7
(10) 负担保费的能力 保费	0.04		0.03
No	39.2	22.3	38.1	27.8
Yes	60.8	41.2	61.9	51.5
3. 需求因素
(11) 需要长期照护的可能性	8.65**		9.07**
No	72.8	19.2	55.6	24.2
Yes	27.2	44.0	44.4	55.1
(12) 预期成为 因变量	14.21*		13.18*
No	77.3	22.6	78.2	28.2
Yes	22.7	42.5	21.8	53.1

注：*p < 0.1，**p < 0.05，***p < 0.01。

3.2. 多变量分析结果

表2展示了两个时期内与商业长期护理保险购买意愿相关的多变量逻辑回归结果的比较。卡方显著性统计量表明，各因子子集中因变量的预测因子是可靠的，且解释方差百分比适中。

因素	新冠疫情前 (n = 2772)			新冠疫情后 (n = 1215)
	OR	95%置信区间		OR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1.倾向性因素
(1) 年龄组
65+(参照组)
45–64岁	2.128**	1.745	2.511	1.875**	1.518	2.184
(2) 性别
女性 (参照组)
Male	1.326***	1.168	1.484	1.118***	1.016	1.291
(3) 居住安排
不与子女同住（参照）
与子女同住	0.312*	0.071	0.553	0.355**	0.161	0.481
(4) 婚姻状况
未婚（参照）
已婚	0.913	0.840	0.986	1.133	0.731	1.457
(5) 教育
高中及以下（参照）
大专及以上	1.502***	1.241	1.764	2.218***	1.979	2.534
(6) 家庭护理的可用性
否（参考）
Yes	0.795*	0.654	0.936	0.877*	0.668	0.974
(7) 家庭负担
否（参考）
Yes	0.661**	0.404	0.918	0.912***	0.739	1.249
2.促进因素
(8) 储蓄的可用性
否（参考）
Yes	1.502**	1.286	1.718	1.398*	1.118	1.494
(9) 通过福利支付长期护理费用
否（参考）
Yes	0.709*	0.529	0.889	0.828***	0.569	0.973
(10) 负担保费的能力
否（参考）
Yes	1.711**	1.462	2.260	1.379**	0.836	1.796
3. 需求因素
(11) 需要长期照护的可能性
否（参考）
Yes	1.455*	1.304	1.606	1.107*	0.934	1.597
(12) 预期成为 因变量
否（参考）
Yes	1.621**	1.401	1.841	1.285**	1.018	1.801
常数	0.019			0.022
模型汇总卡方	267.16			255.35
(df, p 值)	(13, p <.001)			(13, p <.001)
‐2 对数似然	1708.56			1554.68
Nagelkerke R²	0.28			0.27

注：OR =比值比；*p < 0.1，**p < 0.05，***p < 0.01。

在新冠疫情前，45–64 岁老年人的商业长期护理保险购买意愿强于 65 岁以上老年人（OR = 2.218）。男性对商业LTCI的购买意愿强于女性（OR = 1.326）。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群比无大专学历者表现出更强的购买意愿（OR = 1.502），认为自己有能力支付保险费用的人群也比无此能力认知者表现出更强的购买意愿（OR = 1.711）。此外，需求因素中的两个变量也呈现出显著差异。

在新冠疫情后，45–64 岁老年人的商业LTCI购买意愿强于65 岁以上老年人（OR = 1.875）。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群比无大专学历者购买意愿更强（OR = 2.218），认为自己有支付保险费用能力的人群比无此能力者购买意愿更强（OR = 1.379）。

在比较这两个时期时，大多数因素（如年龄和教育程度）在购买意愿方面较为相似。然而总体而言，除教育因素外，不同群体（如年龄和性别）之间的差异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逐渐缩小。新冠疫情后，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群相较于无大专学历者表现出更强的购买意愿（比值比 = 2.218），而新冠疫情前该比值比为 = 1.502。

考虑到与家庭的关系，相比那些无法获得家庭护理的老年人，有能力获得家庭护理的老年人对商业LTCI的购买意愿较低。新冠疫情后购买意愿有所提升，但增幅不大。无论是否有用于支付长期护理的福利，老年人都表现出相同的变化趋势。然而，认为长期护理会给家庭带来一定经济负担的老年人，在新冠疫情后购买商业LTCI的意愿（比值比 = 0.918）强于疫情前（比值比 = 0.661）。

此外，新冠疫情前，相比认为自己不需要长期护理的老年人，需要长期护理的老年人对商业 LTCI的购买意愿更强（比值比 = 1.455），但这一差距在新冠疫情后有所缩小（比值比 = 1.107）。这可能并非因为需要长期护理的老年人购买意愿下降，而是由于2019冠状病毒病的影响，使那些认为自己不需要长期护理的老年人转向更强的商业LTCI购买意愿。在对自身健康是否需要帮助持不同看法的老年人中也出现了相同的变化（比值比 =1.621，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比值比 = 1.285，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

3.3. 按性别的子多变量分析

由上可知，性别和教育水平等因素对商业长期护理保险购买意愿有较大影响。因此，接下来我们按性别和教育水平进行了子分析。

因素	新冠疫情前 (n = 2772)		新冠疫情后（n = 1215）
	Male	女性	Male	女性
	OR	OR	OR	OR
易感因素
(1) 年龄组
65+(参照组)
45–64岁	2.825** (0.076)	2.213** (0.102)	3.208** (0.058)	2.556** (0.097)
(3) 居住安排
不与子女同住（参照）
与子女同住	0.443*** (0.111)	0.324*** (0.098)	0.425*** (0.127)	0.324*** (0.094)
(4) 婚姻状况
未婚（参照）
已婚	0.887 (0.107)	0.732 (0.211)	0.855* (0.153)	0.745* (0.208)
(5) 教育
高中及以下 (参照组)
大专及以上	1.806*** (0.364)	1.313*** (0.277)	2.479*** (0.275)	2.308*** (0.232)
(6) 家庭护理的可用性
否（参考）
Yes	0.701 (0.155)	0.834 (0.141)	0.522* (0.123)	0.635* (0.108)
(7) 家庭负担
否（参考）
Yes	1.898*** (0.608)	3.632*** (0.523)	1.155*** (0.575)	2.532*** (0.444)
2.促进因素
(8) 储蓄的可用性
否（参考）
Yes	1.428* (0.213)	1.513* (0.234)	1.125* (0.135)	1.476* (0.093)
(9) 通过福利支付长期护理费用
否（参考）
Yes	0.718 (0.137)	0.635 (0.176)	0.776** (0.125)	0.708** (0.108)
(10) 负担保费的能力
否（参考）
Yes	1.545** (0.134)	1.135** (0.166)	1.266* (0.113)	1.089* (0.116)
3. 需求因素
(11) 需要长期照护的可能性
否（参考）
Yes	1.985 (0.168)	1.378 (0.112)	2.187 (0.108)	1.754 (0.098)
(12) 预期成为 因变量
否（参考）
Yes	1.922* (0.216)	1.477* (0.189)	1.821* (0.208)	1.582* (0.122)
常数	0.039	0.031	0.027	0.023

注：OR =比值比；*p < 0.1，**p < 0.05，***p < 0.01。SD 值在括号中。

首先，一些因素（如居住安排和婚姻状况）对2019冠状病毒病的影响并不敏感。例如，无论在哪个时期，与子女同住的男性比女性表现出更明确的商业长期护理保险购买意愿。

其次，从年龄角度来看，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后的两个时间段，45–64岁的男性和女性对商业 LTCI的购买意愿均显著强于65岁以上人群。然而，男性对2019冠状病毒病的影响更为敏感。这一特征在教育因素中也具有相同的体现。

3.4. 按教育水平划分的子多变量分析

因素	新冠疫情前（n =2772）		新冠疫情后（n = 1215）
	高中或 以下	大学学位 及以上	高中 及以下	大学学位 及以上
	OR	OR	OR	OR
倾向性因素
(1) 年龄组
65+(参照组)
45–64岁	1.872* (0.334)	2.266** (0.256)	2.579** (0.254)	2.822** (0.208)
(2) 性别
女性 (参照组)
Male	1.521* (0.154)	1.625* (0.121)	1.478*** (0.104)	1.558*** (0.111)
(3) 居住安排
不与子女同住（参照）
与子女同住	0.289** (0.243)	0.457** (0.109)	0.886** (0.202)	0.565** (0.188)
(4) 婚姻状况
未婚（参照）
已婚	0.715 (0.188)	0.924 (0.178)	0.923* (0.185)	0.755* (0.108)
(6) 家庭护理的可用性
否（参考）
Yes	0.723 (0.125)	0.815 (0.112)	0.915 (0.137)	0.788 (0.098)
(7) 家庭负担
否（参考）
Yes	3.112*** (0.619)	2.578*** (0.598)	3.275*** (0.517)	3.556*** (0.622)
2.促进因素
(8) 储蓄的可用性
否（参考）
Yes	1.634* (0.212)	1.208* (0.198)	1.588* (0.218)	1.325* (0.107)
(9) 通过福利支付长期护理费用
否（参考）
Yes	0.678* ( 0.185 )	0.854* ( 0.127 )	0.508** ( 0.185 )	0.752** (0.111)
(10) 负担保费的能力
否（参考）
Yes	1.474** ( 0.128 )	1.008** ( 0.145 )	1.775* ( 0.113 )	1.025* ( 0.096 )
3. 需求因素
(11) 需要长期护理的可能性
否（参考）
Yes	1.376 (0.155)	1.765* (0.128)	1.125 (0.147)	1.557* (0.101)
(12) 预期因成变为量
否（参考）
Yes	1.822** (0.209)	2.333** (0.213)	1.655** (0.211)	2.785** (0.189)
常数	0.023	0.025	0.019	0.027

注：OR =比值比；*p < 0.1，**p < 0.05，***p < 0.01。SD 值在括号中。

首先，在新冠疫情前，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群购买商业长期护理保险的意愿强于高中及以下学历者，这也符合我们社会的一般认知。然而令人意外的是，“预期依赖他人”在不同教育水平人群中的表现呈现出一定的特殊性。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者的表现（OR = 2.333）甚至比高中及以下学历者（OR = 1.822）更为突出。

其次，一些因素（如婚姻状况和储蓄的可用性）对2019冠状病毒病的影响并不敏感。例如，在两个时期内，无论是否已婚，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群在商业长期护理保险购买意愿方面与高中及以下学历者相比并无明显差异。

第三，一些因素如年龄和居住安排在2019冠状病毒病后受到更大影响。例如，新冠疫情后与子女同住的大学学历人群比新冠疫情前表现出更明确的商业长期护理保险购买意愿。

4. 讨论

本研究采用安德森行为模型，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a）哪些因素对中国老年人商业长期护理保险购买意愿具有较大影响？b）2019冠状病毒病是否对中国商业长期护理保险购买意愿产生明显影响？

首先，25.8%的受访者在新冠疫情前表现出对商业长期护理保险计划的兴趣，而在新冠疫情后这一比例上升至37.6%，表明2019冠状病毒病对中国商业长期护理保险购买意愿产生了明显影响。即使考虑某些可能的误差，这些数据仍传递出相当鼓舞人心的信息，对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具有积极意义。在美国，尽管商业长期护理保险覆盖最为广泛，但40岁及以上的成年人中仅有5%拥有商业长期护理保险计划[20]。

其次，未来可能购买LTCI的中国老年人的典型特征包括：较年轻者（比值比 = 2.128，新冠疫情前；比值比 = 1.875，新冠疫情后）、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比值比 = 1.502，新冠疫情前；比值比 = 2.218，新冠疫情后）、支付保费能力较强（比值比 = 1.711，新冠疫情前；比值比 = 1.379，新冠疫情后）等。这些特征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后均较为明显。还可以看出，2019冠状病毒病对商业长期护理保险购买意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不同教育群体之间。此外，与子女共同居住的老年人可能通过商业长期护理保险为长期护理服务筹资的紧迫性较低，对商业长期护理保险的兴趣也较低[51]。然而，2019冠状病毒病对此观念产生了一定影响，因为他们担心未来类似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灾难所带来的高额治疗费用将给子女家庭带来财务负担。

第三，尽管只有19.8%（新冠疫情前为16.4%，新冠疫情后）的受访者表示公共援助会支付他们的长期护理费用，但这似乎与在中国购买商业长期护理保险的兴趣无关。这可能是因为受访者认为所感知到的福利是最后的选择，并且不了解长期护理融资的现状。这些发现一些先前关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31,46]表明：政府公共LTCI或健康保险的存在可能会显著挤出个人对商业LTCI的计划[53,54]。慷慨的公共LTC补贴也产生了类似的影响，为贫困老年人提供了舒适的最后保障。此外，认为长期护理会给家庭带来一定经济负担的老年人在新冠疫情后（OR = 0.918）比新冠疫情前（OR = 0.661）具有更强的商业LTCI购买意愿。这也可能说明家庭收入也是影响商业 LTCI购买意愿的重要因素。在新冠疫情前，需要长期护理的老年人比自认为不需要长期护理的老年人具有更强的商业LTCI购买意愿（OR = 1.455），但这一差距在新冠疫情后有所缩小（OR = 1.107）。这可能是因为自认为不需要长期护理的老年人对商业LTCI的购买意愿有所提高。所有这些现象表明，2019冠状病毒病对商业长期护理保险购买意愿产生了重大影响。

最后，按性别和教育水平进行了子多变量分析，该分析综合考虑了易感因素、促进因素和需求因素这三个方面。研究发现，在中国总体上男性比女性更有意愿购买商业长期护理保险。这可能与男女在社会分工结构和家庭经济责任方面的差异有关。这一点与曾等[36]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相似性。此外，在新冠疫情前，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群比高中及以下学历者表现出更强的购买商业LTCI的意愿，这也符合我们社会的一般认知。然而，令人意外的是，“预期依赖他人”在不同教育水平群体中的表现呈现出一定的特殊性。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人群的表现（比值比=2.333）甚至比高中及以下学历人群（比值比= 1.822）更为突出。

总之，本研究表明，2019冠状病毒病对商业长期护理保险购买意愿具有明显影响，这为中国未来完善长期护理保险体系提供了一些启示，特别是应加快商业长期护理保险的发展。首先，有针对性地重点宣传长期护理对老年人的重要性非常关键。在主要目标人群中，可优先从较高教育水平人群以及45–64岁中老年人群逐步推进。其次，可根据中国灾害成本估算所导致的家庭沉重财务负担，进一步加强长期护理保险体系的推广。第三，中国政府可尝试有效衔接商业长期护理保险与公共长期护理保险，实现互补，从而有效解决因人口老龄化快速加剧而导致的长期护理服务供需缺口问题。

5. 结论

通过对比新冠疫情前后的两份问卷调查，本研究发现2019冠状病毒病对商业长期护理保险购买意愿具有明显影响，主要体现在教育水平、支付保费能力、家庭收入以及老年人自我健康状况认知等因素上。其原因应与2019冠状病毒病较高的治愈后护理成本及死亡病例老龄化有关。因此，宣传类似2019冠状病毒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带来的危害，提高公众认知尤为重要。政府应针对中老年人群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群体开展更多的宣传教育工作，增强其对长期护理成本的认知以及购买商业LTCI的兴趣。同时，为尽可能避免商业长期护理保险中的选择问题，政府应尽快完善公共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并将公共长期护理保险体系的实施范围从15个试点城市扩展至其他城市。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新冠疫情前后两份问卷的样本量不相等，以及其他能够反映受访者心理变化的因素，未来我们将进行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