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全球南方的虚假信息：背景、影响与应对策略

全球南方的虚假信息：背景、影响与应对策略

1. 全球南方的定义与虚假信息研究的必要性

全球南方不仅指欧洲和北美以外的地理区域，如拉丁美洲、亚洲、非洲和大洋洲，还代表着地缘政治权力关系。这些地区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大多处于边缘地位，历史上一直是发展研究的重点，被视为工业化世界“核心”的“外围”。

虚假信息在全球南方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当前在许多国家的盛行，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体技术创新驱动的。研究全球南方的虚假信息至关重要，因为它能帮助我们理解虚假信息在社会、政治、经济和历史背景下的产生、传播和应对机制。许多国家虽形式上是民主国家，但常出现威权主义或民粹政治的倒退，表现为对媒体的攻击、审查或互联网关闭。国家和/或社会精英对“媒体的控制”也很常见，导致人们对官方叙事（包括科学信息）的信任度较低，容易受到虚假信息的影响。

2. 理解虚假信息现象时背景的首要性

• 阿拉伯世界的案例 ：在阿拉伯世界，虚假信息深深植根于该地区国家的文化、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历史中。例如，虚假信息常被用作政治工具，与语言和文化实践相关。该地区的口头文化以及人们倾向于表达愿望而非客观事实，是人们应对艰难生活的一种机制。阿拉伯新闻业历史上倾向于使用情感化的语言表达，导致倾向于情感说服而非基于事实的报道。此外，阿拉伯社会的保密性也给记者获取信息带来障碍，加剧了该地区对媒体的不信任。
• 应对策略的背景依赖性 ：在制定应对全球南方虚假信息的策略时，当地的背景知识非常重要。例如，事实核查、新闻素养和监管这三种常见的应对策略，在全球南方国家的实施方式与北方国家不同。在全球南方，政治家和官员常提出虚假主张，因为他们认为不会受到媒体或其他机构的质疑。此外，可靠的官方数据往往难以获取，这给事实核查组织带来了挑战。这些组织需要找到创新的方法来克服诸如多语言社会中的低文化水平、互联网接入不平等、获取官方信息受限以及当局不合作等障碍。

地区	虚假信息特点	应对挑战
阿拉伯世界	植根于文化、政治等历史，新闻倾向情感说服	保密性导致信息获取难，媒体信任度低
全球南方整体	政治家和官员常提虚假主张	可靠官方数据难获取，多方面条件限制核查

• 社交媒体平台的影响 ：不同国家或地区对不同社交媒体平台的偏好和使用程度也受背景因素影响。以WhatsApp为例，研究发现，在全球南方和北方的一些国家，使用WhatsApp进行娱乐活动（如分享笑话、表情包等）与较高的虚假信息暴露风险相关。然而，对自己WhatsApp群组的信任与较低的虚假信息暴露风险和更高的纠正他人错误信息的意愿相关。这表明信任在塑造虚假信息认知和行为方面可能起着重要作用。许多WhatsApp用户会在群组中进行纠正行为，这说明媒体用户有能力应对虚假信息并做出抵制传播的选择。因此，平台可以进行设计更改，鼓励用户在线搜索事实以纠正网络中的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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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社交媒体平台] --> B[WhatsApp]
    B --> C[娱乐使用]
    B --> D[群组信任]
    C --> E[高虚假信息暴露风险]
    D --> F[低虚假信息暴露风险]
    D --> G[更高纠正意愿]

3. 虚假信息的工具化利用

• 东南亚的情况 ：在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媒体系统会影响虚假信息的传播和抵制。在威权体制下，国家可能利用虚假信息来加强安全化和审查。例如，一些非洲国家的政府通过互联网关闭来限制敏感时期的讨论，并将不同意见信息定罪为“虚假信息”。
• 中国的情况 ：在COVID - 19大流行期间，中国政府以“辟谣”和“事实核查”的名义对不需要的信息进行审查。一些记者与政府合作进行“调查性报道”以改善治理，而不是进行反对。此外，中国的独立新闻数量有所减少，政府借鉴了事实核查新闻的名称和形式，但结合了审查和打击被认为敏感的信息。
• 其他地区的法律问题 ：从撒哈拉以南非洲到南亚，政府对虚假信息的回应往往采用“假新闻”法律的形式，但这些法律因可能压制言论自由和不同意见而受到怀疑或反对。在媒体由国家拥有和/或控制的国家，人们可能更倾向于从社交媒体获取信息，但这也使他们面临虚假信息的风险。在更开放的媒体系统中，自由可能被滥用，传播虚假或断章取义的信息。因此，确保人们能够获得可靠的信息至关重要。

4. 扩大虚假信息研究的范围

• 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 ：在全球北方，对虚假信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影响个人行为的因素，如确认偏差、认知和分析能力。然而，在全球南方，考虑社会经济因素同样重要。例如，在菲律宾，通过点击农场或“水军工厂”在社交媒体上制作虚假帖子和页面，已成为自由职业者的一个有利可图的收入来源，同时也为政客宣传提供了受众。社交媒体在该地区深深融入社会生活，吸引了Facebook等社交媒体公司的关注。但由于Facebook免费平台的功能有限，用户往往无法通过访问其他不可免费访问的可信网站来核实他们看到的帖子的真实性，导致验证成本高昂且常被放弃。在印度，用户购买某些手机套餐时，WhatsApp经常免费提供，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 文化因素的作用 ：除了社会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在东南亚虚假信息的传播和消费中也起着重要作用。该地区的种族和/或宗教分歧是虚假信息传播的诱因，在自由和不自由的媒体系统中都存在，但目的和后果因具体背景和系统而异。在许多亚洲国家，集体主义价值观强调和谐与尊重，可能导致用户因担心伤害他人感情或不尊重长辈而不纠正错误信息。不过，在COVID - 19大流行期间，一些用户和知名名人发起了“反水军巡逻”来应对问题帖子。
• 谣言的背景理解 ：研究谣言时，从背景而非内容的角度去理解可能更好。当信息有限或人们被相互矛盾的信息淹没时，他们更有可能根据“现有数据、猜测、信仰和推测”构建自己的共识。这种对谣言的理解在COVID - 19大流行期间和全球南方背景下都很相关，因为在这些情况下，事实信息往往被压制、无法获取或难以访问。此外，谣言在政治权力斗争中也起着关键作用，而事实核查实践可以被视为新闻界对叙事的权威主张，但并非普遍如此。例如，中国在COVID - 19危机期间对举报人采取的行动，表明政府和与之合作的记者采用了事实核查的形式，但并非独立的立场和专业实践，而是将其作为压制不同意见的手段。在其他地方，如肯尼亚，政府利用“假新闻”的危险来限制媒体自由，相关法律也因压制言论自由而受到批评。

全球南方的虚假信息：背景、影响与应对策略

5. 多层级应对虚假信息中的能动性与背景因素

• 媒体组织的应对 ：在全球南方，从东非到东南亚、阿拉伯世界和中国，政治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共同导致了虚假信息的传播。但媒体用户和媒体组织并非被动无力。许多新闻组织通过以行动和影响为导向的公民参与，以及创建安全的数字空间，让记者与受众合作并促进社区建设，来应对虚假信息带来的信任赤字挑战。例如，在南非、印度和菲律宾的一些新闻组织，尽管面临着法律、国家主导或平台政策方面缺乏积极回应的困境，仍努力独自应对问题。然而，COVID - 19 大流行给新闻组织带来了额外挑战，许多新闻编辑室在疫情期间报道的虚假信息增多，资深编辑形容疫情引发了一种“混乱”感。
• 新闻业的历史问题 ：历史上，全球南方的新闻业常常与殖民时期的真理体制同流合污。如今，一些记者在使用不透明的统计数据时，无法进行批判性审查和质疑，使得掌权者能够操纵统计数据以满足自身议程。依赖统计数据和数据的新闻业，曾在实证主义认识论框架下推动了特定的发展观念。但随着现代化发展范式的衰落，对统计数据和数据的信任也受到侵蚀，甚至出现了对数字和统计真实性的拒绝被武器化的情况，如特朗普支持者拒绝接受选举失败的暴力事件。这种对统计数据的滥用并非仅限于西方，苏联、中国和全球南方的许多独裁政权都曾利用统计数据来巩固权力。在一些存在民粹主义领导人引入“替代事实”概念的媒体空间中，数字和数据已失去了合法化战略叙事的力量。
• 印度的情况 ：尽管近年来学术界对虚假信息的关注急剧增加，但“假新闻”的概念并非全新。当前的虚假信息挑战有两个新维度：一是媒体生产的民主化，使更多人能够通过混合、匹配和并置内容来攻击媒体；二是“数字革命”带来了现成的数字文本存档，用户可以利用这些资源创建虚假数字制品，有时出于讽刺目的，但更多时候是为了故意误导、操纵或进行极端言论。在印度，虚假新闻故事经常进入主流媒体，同时也出现了一个事实核查生态系统来应对这一问题。主流媒体如《印度时报》、电视节目和社交媒体网站都开始接受事实核查，并专门留出空间和时间来揭穿虚假信息。印度有着冲突和殖民的历史，社会结构由不同语言、种族和阶级组成，这导致了对同一历史事件存在多种相互冲突的叙述。近年来，随着总理纳伦德拉·莫迪领导的右翼政治的兴起，社交媒体如 Twitter 被用来美化过去事件中的虚假内容，以服务于特定的政治议程。
• 非洲城市的案例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对虚假信息的研究表明，需要采用民族志方法来理解“欺骗逻辑”在“传播生态”中的运作。在当地，新闻一直被视为构建的内容，与事实真相不同，政治也常被视为一种表演。“假新闻”的概念在非洲大陆的数字媒体景观出现之前就已存在。当地居民通过文字游戏和双关语来削弱政治叙事。新闻媒体为了维持秩序或避免焦虑和恐慌，常常进行自我审查或回避某些话题，如种族暴力。媒体用户为了维护社会关系或亲属关系，会权衡信息的“可说性”，对可能导致情感冲击的信息进行掩饰、缓和或压制。同时，受众会聪明地在不同信息来源之间进行选择，以辨别哪些是真实的。这表明受众并非虚假信息的被动受害者，而是积极参与意义协商的主体。
• 智利的情况 ：2019 年智利抗议活动期间虚假信息的传播，应放在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的军民独裁统治遗留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下来看待。智利继承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导致人们对媒体和政治系统的高度不信任，这与全球南方其他地区的情况类似。尽管智利在纸面上是一个代议制民主国家，但大多数人感觉自己没有被权力机构代表或考虑到，社会中存在普遍的不满和较低的人际信任。智利人更信任自己的亲密家庭成员，这可能影响他们对家庭网络中传播的错误信息的消费和分享。在社会动荡和街头抗议期间，许多智利人对与抗议运动相关的事实不确定，因此转向 WhatsApp 等社交媒体，在信任网络如家庭和朋友圈中消费、相信和传播谣言和虚假信息。在 COVID - 19 大流行期间，这种情况仍在持续，尽管在疫情初期电视收视率略有上升。抗议活动虽然产生了大量的错误和虚假信息，但也促使传统媒体开发了对社交媒体信息进行事实核查的系统。这表明在低信任环境中，同伴对错误和虚假信息的认可在虚假信息传播中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提示可以利用家庭、宗教社区和朋友圈等同伴网络来对抗虚假信息。

地区	虚假信息相关情况	应对表现
南非、印度、菲律宾	新闻组织应对信任赤字，疫情增加挑战	以行动和影响为导向的公民参与，创建数字空间
印度	虚假新闻进主流，有新维度挑战	形成事实核查生态系统
金沙萨	新闻与政治认知特殊，“假新闻”早存在	受众主动辨别信息
智利	社会信任低，抗议与疫情期虚假信息多	传统媒体开发事实核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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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全球南方不同地区] --> B[南非、印度、菲律宾]
    A --> C[印度]
    A --> D[金沙萨]
    A --> E[智利]
    B --> F[新闻组织应对挑战]
    C --> G[虚假新闻与核查生态]
    D --> H[受众主动辨别]
    E --> I[传统媒体核查信息]

6. 关于全球南方的虚假信息研究

• 研究现状与问题 ：近年来，虚假信息研究领域的学术产出显著增加，但大部分研究来自传播领域，心理学和政治学领域的研究相对减少。从地域上看，美洲和亚洲的研究占比较大，非洲的研究较少，比较研究更是少见。尽管虚假信息问题日益严重且常跨越国界，但全球南方的比较研究仍滞后。在进行比较研究时，存在一些方法学问题。例如，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可能不是最佳选择，跨越国界的语言社区可能更适合研究目的。此外，研究方法（如调查、实验或社交媒体分析）在社会、经济、地理等存在巨大不平等和差异的背景下，难以保证代表性。在线面板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用于调查不同群体时，由于技术接入和使用的差异，往往导致数据偏差，如老年人、农村居民和女性的参与度较低。而且，不同背景下人们对虚假信息的理解不同，这也给跨国测量虚假信息带来了困难。
• 未来研究方向 ：鉴于全球南方虚假信息现象的多面性，它与长期的文化实践和政治历史相关，并在当代权力斗争中发挥作用。尽管全球南方的虚假信息问题日益复杂，但相关研究仍落后于全球北方。未来的研究需要进行特定背景的持续分析，考虑到媒体接入和使用长期不平等的现实情况。可以尝试采用区域或语言比较的方法，同时也可以关注跨国事实核查组织等泛非应对措施的发展。此外，考虑到不同地区的差异，进行国家内部的比较研究也可能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