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冶炼中心—山东莱芜

    山东莱芜矿产资源丰富，已发现铁、镁产、铜、花岗石、大理石、锡等55种，其中探明储量的22种，矿产地113处。尤以铁、煤著称。累计探明铁矿石储量5.32亿吨，保有资源储量4.72亿吨。矿石平均品位40%，最高70%，易选，回收率高，冶炼性能好，煤炭探明储量4．4亿吨，保有储量3．2亿吨。另外预测区储量7.43亿吨，煤种齐全，以气煤、肥煤为主，煤质较好。
   丰富的矿产资源为莱芜矿冶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目前，莱芜发展了采矿、冶铸遗址127处，其中采矿遗址43处，冶炼、铸造遗址84处，星罗棋布地分布在东西长约28公里、南北宽约35公里的范围内。遗址分布这样密集，在山东省是仅有的，就是在全国乃至世界冶铁史上也不多见的，这充分说明了莱芜古代采矿、冶炼业的繁荣发达。
   据考证，莱芜在商代就开始冶铜铸器。在莱城区口镇北江水村西的玉皇顶山，有一处商代铜矿遗址——绿矿洞遗址。莱城区羊里镇城子县村，曾经是商周时期古嬴国、嬴邑都城及后世嬴县县治所在地，也是一处冶铜、冶铁、铸造为一体的冶铸遗址。这里曾出土了一批商末青铜斝、鼎、爵等器具，是迄今为止境内出土的最早的青铜器，而且技术精湛。换句话说，莱芜有近三千年的冶炼历史。而冶铸青铜器又离不开锡，因此莱芜用锡的历史与青铜器一样久远。
    莱芜的冶铁史与全国同步。境内先后在莱城区辛庄镇赵家泉村、大王庄镇东风炉村、方下镇孙封丘村发现了春秋时期的冶铁遗址。这些遗址表明，在春秋时期莱芜冶铁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水平，并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规模。 
    秦代，始皇昭令尽毁天下兵器，在西部的都城咸阳与东方的嬴县设立销毁之所，朝廷在嬴县专设铁官，为全国48处、山东11处铁官之一；且使用铁范铸造农具，效率高，质量稳定；莱城区牛泉镇齐省庄曾出土24件窖藏农具铁范，是西汉中前期使用的铸造范具，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汉代，莱芜冶铜铸币业也十分兴盛。今莱城区苗山镇铜山村有汉代采矿、冶铜、铸币遗址，在这些遗址中，先后出土了一批汉代“三铢”、“无铢”、“半粮”钱范，钱范的制作和使用时间为汉武帝时期，是研究汉武帝币制改革的重要文物。自秦至汉，莱芜地区至少有83年的铸币史。所铸“半两”“三株”“无铢”钱，在币重、币文、制式方面中规中矩，规矩，铜锡合金成分的配比受到严格的约束和监督规范，锡的应用有了较大的进步。
   唐代，矿冶业实行民营，出现空前的繁荣。当时全国铁矿104处，铜矿62处。《新唐书·地理志〉载：唐代莱芜有“铁冶十四、铜冶十八、铜坑四，且产锡。”安作璋先生的《山东通史》说，唐代莱芜矿冶铜铁并举，而且产锡，为当时全国罕见”。来城区大冶村西的山麓，由希拉洞采锡一致，洞口高2米，宽1.5米，巷道最宽处4米。内有打动，战乱使村民常进此避难。因坍塌严重，不知洞有多深。遗址东部另有锡矿坑数个，打者一千余立方。经考证，此为唐、宋采锡遗址。
   后周时期，在今莱城设置莱芜监，主管莱芜地区的矿冶业，县监各司其责，不相统属。北宋至道三年（公元997年），朝廷在后周剑指商社莱芜监，下置铜务冶、铁务冶两机构，管理莱芜“三坑、十八冶”等基层单位。当时莱芜监与江苏徐州利国间同为东京路两大冶铁中心，莱芜监冶炼规模居全国前列，冶户千余，采冶者达数千人。北宋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莱芜监铜务冶李冕主持铸造了岱庙的一对大铁帑，铁帑高1.15米，口径1.78米，造型宏大，设计精美，所饰云龙、凤凰、麒麟、狮子等动物，形象逼真，栩栩如生，显示出宋代莱芜监先进的冶铸技术。金代莱芜设铁务业，铸器留有蒙阴中山寺大铁钟。
   元代，朝廷设莱芜铁冶都提举司，秩视五品，后省济山商山体局四，将其所属的元固、富国三监并入莱芜，更名为济南莱芜等处铁冶都提举司，秩升四品，冶户5千余，达到了历史上矿冶管理级别最高、管辖范围最广的历史时期，成为全国重要的冶铁中心。
   明代，冶铁冶重点南移，但莱芜依然居重要地位。当时全国设铁冶所13处，莱芜居其一。《山东省情》载：明初山东年产铁315218斤，其中以济南府莱芜冶铁所最著名，年产铁72万斤。《明史》也记载，莱芜诸山多产铜铁锡。
    清代，莱芜冶炼业衰落，但制锡艺术得到高度的发展，达到莱芜锡加工工艺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从事锡加工制作的从业者不下千人，据传，当时到处是打锡卖锡的吆喝声(小时候还真的经常见到村里加工锡制品的)，加工作坊主要分布在现凤城街道办事处、杨庄镇、寨里镇一带，由于时人大多崇尚锡制品，婚丧嫁娶、馈赠亲朋好友更是以锡制品为贵，因此，锡加工成为当时莱芜重要的手工业之一，也是村民农闲时的主要经济来源。
   悠久的历史，丰厚的文化，发达的冶炼，千年的制锡业，蕴育了鲁王工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