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科大能走多远？

南科大能走多远？

2011-06-16日，《南方周末》发表《要改革，不要口号：南科大筹建团队核心人员为何退出与朱清时的合作 》，成了一个重型，将所有关心关注南科大改革并抱着良好愿望与巨大期望的人炸得晕头转向。

中国高等教育被国人骂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而南科大高举“去行政化”的大旗，是一个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试验田，因此，南方科技大学自从筹办的那一天开始，就是众人关注的焦点。

文章中所谈到的三位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均为重量级人物，他们所提出的看法真是“一针见血”，确为南科大改革关键所在。

仔细想想，三位教授所提的建议，是从高等教育本身的规律出发，希望南科大的办学方向从一开始就能走在正确的方向上，通过制订遵循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规律的制度，靠“法治”而非“人治”。换句话说：朱校长应效法华盛顿而非秦始皇。

这种看法，我认为非常正确，因为高等教育的规律就是那样。

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下，“正确”的东西可能是“不可行”的，看上去的“直路”有可能实际上是“弯路”。在中国做事，要学会以退为进，方能曲径通幽……，这其中的尺寸拿捏，太有技术含量了。

作为风口浪尖的朱清时校长，其实担当了一个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先行者的角色，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角色，因为在中国，改革者有几个有好下场的？

举几个历史上的例子：

春秋战国时的商鞅变法，让秦国富国强兵，但商鞅之后被车裂。

北宋王安石8年变法，由于宋朝有“不杀读书人”之传统，算是逃过一劫，没被“从肉体上消灭”，但他也是在“新法尽废”的现实中郁郁而终。

明朝张居正可谓“最牛”的改革者，当政十年，极为强悍，只要他人还活着，其法就谁也不能“动”，然其死后不到一年，他的家人就几乎被杀光了，他制定的法令，也就“人亡政息”了。

再看晚清的戊戌变法，仅持续一百零三天，六位改革者（戊戌六君子）就丢了脑袋，其余的人作鸟兽散，亡命海外……

看看历史就会发现，中国的改革多为“自上而下”，一定要得到最高领导人（或一把手）的支持，同时自身也要足够强悍，否则，别玩这个游戏！

那为什么中国的改革不能“自下而上”？这个问题太深奥了，我回答不了。我想，既然历史事实是这样的，我们就只能推断这其中可能隐藏着特定的社会和历史规律，正是这些规律决定了中国的改革只能是“自上而下”的。

南科大的改革，其对手是一个已运转了几十年的拥有了庞大惯性的体制，这个体制业已形成了相应固定的利益分配格局，根深叶茂，南科大想“撕开一个口子”，谈何容易，弄不好“局中人”还会身败名裂。

所以，我是十分佩服朱清时校长的勇气的，他在决定出任南科大校长时，不可能不想到这些。

其实想想当年的深圳，如果不是敢为天下先，要“杀出一条血路”，也不会成为今天的现代化大都市，并且对中国的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在的问题是：深圳是否“好汉不提当年勇”？而没有了深圳市政府的支持，南科大恐怕就要关门了。

历史会以一种怎样的方式演绎？南科大在改革之路上，到底能走多远？

我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我支持这种尝试，即使最终南科大还是被拉回了老路，我还是要对改革者表达敬意。因为原有的一条老路，走了几十年，弊端已很明显，现在是时候尝试着走条新路了。而只有重视教育并人才辈出的民族，才能拥有光明的前景，而南科大改革之引人注目，其原因也在于此。

期望南科大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