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骗的艺术（第三章 正面攻击――直接索取三）

 

珍妮·爱克顿（Janie Acton）的故事

 

感恩节的一周，打来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电话。打电话的人说：“我是客户名单部的爱德华多（Eduardo），我正与一位女士通着电话，她是执行办公室一位副总裁的秘书，她需要知道一些信息，而我的计算机坏了。我接到了人力资源部一位姑娘发来的一封写着‘我爱你’的邮件，当我打开附件时，就再也不能使用我的电脑了。病毒，我中了一个愚蠢的病毒。就是这样，你能帮我查一下客户信息么？”

 

“当然，”珍妮回答。“它毁了你的计算机么？真糟糕。”

“是啊。”

“我该如何帮你？”珍妮问。

 

在这里，攻击者为了使自己听起来可信，便对想知道的信息预先做了调查。他了解到他所需的信息存储在一个叫做“客户名单信息系统”（CBIS）的系统中，并且他还知道了工作人员与系统的关系。他问：“你能从CBIS中查一个账户么？”

 

“可以，账户号码是多少？”

“我不知道。我需要你用姓名来查。”

“好的，什么姓名？”

“希瑟·玛宁（Heather Marning）。”他拼出名字，珍妮把它输入。

“好的，我查到了。”

“很好。账户调出来了？”

“嗯哼，调出来了。”

“账户号码是什么？”他问。

“你有笔么？”

“准备好了。”

“账户号码，BAZ6573NR27Q。”

他重复了一遍号码，然后问：“服务地址是什么？”

她告诉他地址。

“电话呢？”

珍妮也欣然地读给他。打电话的人向她致谢，并说再见，然后挂线。珍妮继续下一个电话，再也不去想这件事情。

 

亚特·锡利（Art Sealy）的调查方案

 

亚特·锡利放弃了为那些小出版社做自由编辑的工作，他找到了一个更能赚钱的方法，为作者和相关业务做调查。不久，他发现他的工作内容越是接近非法与合法之间的模糊界限，他就越可以收取更高的费用。从没有想到过，当然也从不知道这就是社会工程，亚特使用着与每个信息经济人都使用着的类似方法和技术，成为了一名社会工程师。他最终证明自己有此方面的天分，懂得了大多数社会工程师必须从他人身上学来的技巧。不久，他就毫无罪恶感的跨过了非法与合法之间的界限。

 

一个位正在写一本尼克松年代时关于政府内阁方面的书的作家打电话给我，说他想找一个能够挖掘出威廉·西蒙（William E. Simon）内幕消息的调查人。威廉·西蒙，曾任尼克松时期的财政部长。西蒙先生现已去世，但这位作家知道他的一名女下属的名字，并确切的知道她仍然住在华盛顿特区，可不知道详细地址。她的名字也未登记电话，或者至少是没有列出她的电话，这就是他之所以联系我的原因。我告诉他，好的，没问题。

 

这就是那种通常一两个电话就可以完成的工作，如果你知道自已是在做什么的话。通常情况下，每个地方上的公共事业公司都有可能查到这样的信息，当然，这需要些小小的谎言，但偶尔撒一个小谎无所谓吧，对么？

 

我喜欢使用不同的方法，只为了让事情有趣些。“我是执行办公室的某某……”这样的开场白，一直都很好用。同样还有这次使用的“我正在与某副总裁办公室的人通话”也不错。

 

　　你必须充分发挥社会工程师的潜能，把握电话另一端将与之打交道的人的配合性。这次我幸运的碰到了一位友善、热心的女士，仅打了一个电话，就得到了地址和电话，任务完成。